唐宋之前，哪怕是帶兵打仗的，也很少以粗鄙無文為榮，更不會以不識字為榮。但從唐宋之後，卻把武人不識字，為人粗俗當作理所當然。唐宋之前的軍隊，保證戰鬥力和忠誠靠的嚴密的制度和軍紀，之後卻是無比強調個人武勇，而對制度和約束嗤之以鼻。這並不是中原王朝的傳統，而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傳統觀念。
這種影響極為深遠，一直延續到千年之後，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信仰。說起宋朝的軍隊不能打，經常用的兩個理由是「崇文抑武」和「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實際上就是在這種認識之下得出的結論。不管是「崇文抑武」，還是「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在這種傳統在軍事認識中占上風之前，包括破除這種認識的之後，都不是問題，唯有在宋朝是問題。以徐平學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這隻有一個解釋——制度問題。
這種軍事傳統一直延續千年，中原帝國，只有在制度未立之前，或者制度崩壞的時候才會出現敢戰善戰的軍隊，一旦政治穩定下來，軍隊的戰力便就消失了。
這就像人聚居的地方被野獸攻擊了，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為了防止再次被咬，做出的選擇不是製造長矛弓箭，挖陷井壕溝，而是走出村子，張開嘴巴，舉起手來，跟兇猛的野獸比爪牙，比兇狠，用野獸的方法去戰鬥。人終究是人，怎麼能猛得過野獸呢？一直這樣下去，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投進野獸的利口裡去。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把人組織起來，用人的智慧和集體的力量戰鬥。把野獸抓起，馴服成家畜，或者殺了吃肉。
鮮卑打過來了學鮮卑，蒙古打過來了學蒙古，女真打過來了學女真，甚至等到日本法西斯打過了來又去學法西斯，就是不肯低頭看一看自己腳下的土地，不肯看一看那些跟自己一樣面孔的人，不肯跟這片土地，跟這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你憑什麼不敗，憑什麼不被滅國？把國家和民族拖進深淵，當然是歷史的罪人。
怔了好久，李璋才結結巴巴地道：「哥哥今天說的，著實有些駭人。若是被那些三衙禁軍的武夫聽到了，不知道要怎麼編排呢。」
「有什麼好編排的？他們中有的人，說不定還以此為榮呢。至於另一些人，應該能夠等閒視之，畢竟這又不是他們個人的錯。錯，也只能錯的是現在的軍制。可惜，現在我怎麼說都沒有用，只有真正跟西北打起來，血才能夠教育人——只是可惜了那些士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