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離著秋後近，徐平就越是覺得心裡沒有底，他總覺得軍制改革還缺點什麼。最明顯的就是軍隊各級編制還是定不下來，總覺得不合適。當然，徐平可以根據大家的提議定一個看起來合理的方案，但卻覺得說服不了自己，講不出個道理來。
事務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戰爭也是一樣。
這個年代文人談兵的極多，是中國歷史上兵書出爐最多的時期之一，朝廷組織編寫的不算，文人自己編的兵書就有很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一是徐平的同年阮逸根據歷史資料和自己的闡述發揮，託名李靖所作的《李衛公問對》。這書總體是他從各種歷史資料中輯錄出來的，大致還是代表李靖的軍事思想，畢竟這個年代李靖的兵書流傳下來的還有。再一個就是科場不得意的梅堯臣，重注了《孫子兵法》。徐平前世《孫子兵法》比較全的版本一般是《十一家注孫子》，梅堯臣就是十一家中的最後一家。
此時這兩本書都還沒有完全完成，但其中的一些篇章徐平已經看過。作為年少有為的邊帥，一些有志沙場的人會把自己的著作寄到秦州來，託名請徐平指教，實際上是想謀一個進身之階。這是常事，歷史上梅堯臣跟范仲淹從親密朋友到翻目成仇，導火索之一就是范仲淹作帥臣之後死活不肯招梅堯臣入幕，歐陽修從中斡旋都沒有用。
現在梅堯臣的心情還沒有那麼迫切，他叔叔梅詢還在是一，再一個他跟徐平的關係也沒有那麼密切，抱著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心思。梅詢年少的時候喜談兵，梅堯臣是受叔叔的影響，對軍事感興趣，多次科舉不中，讓他的心思動到軍功上來。當年元昊的祖父趙繼遷在靈州叛宋，梅詢便建議太宗皇帝，聯絡河西六穀蕃部側擊党項，並自請出使。有這一個淵源，梅堯臣同樣建議聯絡青唐唃廝囉，背擊党項。
講真話，現在徐平的選擇跟歷史上范仲淹的選擇一樣，也不會招阮逸和梅堯臣到秦州來。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雙方的思想不合。這兩個人都到寫兵書的地步了，有了自己的主見，徐平軍制的改革和軍事思想很難得到他們的認同，招人來是做事的，不是來爭吵的。
這兩人的兵書是很優秀的著作，足以跟先秦諸家的兵書列在一起，但書是如此，時代卻已經變了。一千多年的時光，戰爭早已經不是先秦時候的樣子，大的原則有意義，一些細節就大相逕庭。歷史雖然有反覆，但殘酷的戰爭還是使戰爭實踐不斷向前，特別是晚唐五代一百多年的混戰，催生出了很多實踐經驗，徐平不需要再走回頭路。
最重要的問題，戰爭已經發展到了必須要總結客觀規律，按照戰爭本身的客觀規律去改變制度，改變組織形式，改變戰鬥方式的時候，古典兵書意義已經不大了。
太宗時期對外戰事不順，為了掌控軍隊，出於控制的目的對軍制多有變更，使宋軍的軍制相對於五代出現了倒退。過去了幾十年，不管文武，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只是為尊者諱，不好講出來罷了。歷史上再過幾十年，太宗對宋軍軍制的變革，破壞大於建設就會成為朝野共識，文武討論就差直接說太宗是軍事白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