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曾把這兩百年間的八個人合在一起，稱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韓愈和柳宗元。前世學到這裡，總是以為這是八個文章寫得最好的文學家，現在想通了，知道並不是這樣劃分的。「八大家」，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立場的劃分，其次才是文學成就。這八個人，是後來宋學的最核心部分，他們確立了一種文化傳統，並由此試圖確立政治制度。
韓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夠重建儒家道統，講民重君輕，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則把天理從人世的政治中剝離出去，天理和人間的治亂不再合一，治亂就是人的事。由此而來的觀點，就是「天下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源頭和理論基礎。因為沒有天理的加持，則人間的帝王傳承就失去了神聖性，他們的正統，只在於治還是亂。
徐平前世的印象，總是認為中國古代專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動搖，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為官，一直戰戰兢兢，哪怕與趙禎的關係非常親密，也不敢有絲毫讓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現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這一個名頭，就知道不是那麼回事。韓、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歷史上的很多政治現象和制度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源頭。
韓愈隨著孟子升格運動，在後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刪減，到底還是保留了一個名字。而柳宗元則沒有這麼幸運，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曇花一現。而在當時，柳宗元是比韓愈更激進，對舊文化的傳統鬥爭得更厲害的一個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著徐平從前世學來的知識，在宋朝實行虛君制度，甚至君主立憲之類，會不會成為千夫所指，沒有人認可？不會。這本就是這個年代文化的主流，從范仲淹評寇準「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能知道這個時候的讀書人是怎麼想的。真宗之後的幾個皇帝，不是受到這種文化壓力，哪裡會有那麼高的自覺向文人士大夫讓權。
後世的政治制度不在於會不會被這個時代接受，而是在於可能水土不服。不考慮文化傳統，不考慮政治實際，到頭來最終還是一場空。人類發展有其本來軌跡，憑空嫁接來的制度開不出美麗的花朵，更加結不出美味的果實。宋朝華夷之辨再次興起，本就是對唐朝兼容並蓄、優待異族政治的反思，意識到兼采漢人和鮮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歷史事實是連一個鮮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還想再消化另一個，委實有點難。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來的，不然到頭來會發現是條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