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經常諷刺中國古代，不管什麼事都是皇上英明，壞了事是有奸臣。其實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怨歸於己，恩歸於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嗎？自己同意來做大臣，皇帝把大權給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麼原因，都得甘心受罰，哪裡能夠一點委屈不受。
趙禎聽了，從案後站起來，對徐平道：「朕召宰相來，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當攜手併力，拯民疾苦，讓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時因地而異。此時之善政，百年之後或為惡政，此時去除之弊，百年之後或有利於當世。政因於時，因於地，一時舉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為政者當深知，查其時，查其地，而用治世之術。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劍故事。自上古而及於今世，欲變法者不可計數，成者有之，敗者有之。若論變法之功無大於秦用商鞅，用商鞅之術秦富而強，終滅六國，一統天下。秦用商鞅之術變法而致國強，商鞅終受車裂之刑，後來者豈不震怖！用一術，治國者只是取其利於當時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種，時移世易，其利漸盡，弊端漸顯。當此時也，治國者當別求一術，取利而暫抑其弊。以仁義行天下，此治國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於萬世。道之下治國之術，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利盡弊顯之時，治國者當別尋治國之術。書生不知世事通達，見一時之榮，而百年之後漸枯，則跣足而舞，告於天下。爾曹皆愚笨，矇昧無知，為人所欺，聰明如我者，則見其功成之時，敗因已種。天下之亡，不亡於某某，實亡於建大功之人也！」
聽了這番話，趙禎一時怔住。就連一邊記錄的吳育也抬起頭，看著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間怎麼說出這番話來。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劇必不可能，說起來又有何用？
為什麼說這番話？因為接下來徐平要講的，就是從現在的勢力人家手中奪社會生產的剩餘了。他憑著前世的見識，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並不會真讓勢力人家變窮。所謂奪，也不是真地奪，只是後面的發展成果，勢力人家分到的份額會變小。然而有的人就是這樣，記仇不記恩，便宜沒夠，吃虧不玩。別人賺十貫錢他賺五貫，便就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沒有一個好人。有這種人在，徐平的話又說得這麼明白，必然有人會在以後罵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處，還是刻薄。
話說明白，是為了後人著想。用欺瞞小術，只是贏了一時，而落罵名於後世。
說起商鞅變法，書生之見，是因為他突然記起來，前世學到的文章里，有人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這麼說商鞅變法的。這個人就是蘇軾，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試的時候機緣巧合，唯有他們兩人一起說幾句話。通過程浚，徐平知道了蘇洵，不過此時的蘇軾兄弟都還是剛會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這麼兩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來，那真是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蘇軾便就寫一篇文章，別起新意，說秦國富強跟商鞅一點關係都沒有，滅亡倒全是起因於他。蘇軾寫這篇《商鞅論》，本意借著貶低商鞅和桑弘羊，對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罵槐。後世又有小文人，見了這立論，以為發現了什麼了不得的大道理，一驚一乍地說你們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為用了商鞅滅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