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中間的差價驚人，一個月利潤兩百貫，賣價要到三千貫左右。這一點錯算，兩千多貫就沒有了。鞏縣的兩稅才有多少？對一個縣來說這是一筆巨款。
彭三利又道：「此次發賣，是連房帶地一起賣的，不只是賣的邸店。那處邸店占地約有三四畝，離縣城不遠，又臨碼頭，地價至貴，總要賣五十貫錢。加上七十餘間房，又要值上三四百貫。如此算來，五百貫的價錢極是便宜，是以一揭榜便眾人瘋搶。」
王安石到鞏縣只有兩三個月，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溝渠，治理農田上面，於工商業甚少過問。最近幾天，才開始查閱各種帳簿，打聽價格，心中大致有數。鞏縣在附近算是一個繁華大縣，不過地價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樣，並不高。一般的農田買賣，除非是有便利的溝渠旱澇保收，不然一畝也就三四百文。只有那些極是把沃，澆水便利的，才能夠賣到一貫以上。跟城裡相比，宋朝農田非常便宜，饒是如此，依然還是有大片荒蕪。
碼頭附近屬於商業用地，地價要貴得多，大約一畝地要十貫以上。此時蓋房，一間的成本約是五貫，那處邸店連地皮帶房產，大約值四百多貫。算來算去，扣除房產和地皮這些固定資產，偌大的邸店實際只賣了不到一百貫錢。
這是賣價最離譜的一處產業，王安石決定從這裡開刀，處理那些膽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貪墨了兩千多貫，足夠砍幾個人的腦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寬大為原則，但有兩個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處罰。一個是強盜罪，另一個就是貪污受賄之類罪名。枉法贓罪，十五貫以上絞。
至太宗朝，官員貪污，被判斬刑的還有不少。真宗朝後，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實了枉法贓罪，或者貪污公幣，處罰依然極重。是以此時的官員中飽私囊，多是向公使錢下手，把這些錢通過各種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還是非常少見的。特別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帶，而少有直接貪贓枉法的。
歷史上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直接原因就是蘇舜欽等人的進奏院事件。當時蘇舜欽監進奏院，意氣風發，身邊聚集了一群年輕文人對政事高談闊論。一日用賣舊紙的錢，招集意氣相投的人一起飲酒，而且招妓相伴。因為言語出格，被人告發，御史王拱辰乘機進行重懲。受此事牽連，蘇舜欽的岳父杜衍辭相，多人被迫離京，慶曆新政很快失敗。
雖然後來蘇舜欽的同黨友人歐陽修等人掌握了話語權，把此事說成冤案，認為是迫害。實際上按照法律，蘇舜欽挪用公款五十餘貫，監主自盜，犯的實實在在是死罪。最終只是把他削職為民，已經是考慮了具體情形，減輕處罰了。
不管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進行改革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一條就是援引同黨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對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爭變成了君子小人之爭。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國法律條置於不顧，完全按照朋黨行事。君子小人之爭愈盛，國法律條便被踐踏得越厲害，最終鬧到無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利盡弊顯的時候就要改。以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照著做了就可以萬世不易，得意之時對反對派趕盡殺絕，顛倒黑白，極盡羞辱，那麼必然有一天形勢變了，就要面臨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