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屍爐位於西院的小平房，東端是焚屍爐，最西端是集體浴室。浴室平整的水泥地被“抹子”擀得很光亮，沒有浴缸只有淋浴。整座浴室不是很高，我身高區區一米八四，抬胳膊就能碰到低矮的天花板。據美軍“彩虹師”公布的普遍說法是，這裡曾經是達豪的公共浴室，用來定期給“學員”搞衛生，洗浴中也扔進來一些來蘇水、高錳酸鉀給“學員”消毒。大戰結束前，不知道哪個壞種加大劑量甚至導入煤氣，把普通浴室變成毒氣室殺人害命……
這種普遍的說法自然令我十分驚恐，仿佛上小學參觀陰森的“收租院”。國社黨的“集中營之母”連獄門都焊得精緻絕倫，想不到到了二戰尾聲，修毒氣室也匆忙草率，牆壁屋頂都缺乏足夠的密閉性。再向前走就是所謂焚屍爐，據說獄方將根據死者形體大小，每爐“解決兩到三人” 。
犯人居住棚式營房位於操場正中，一長排實木搭建棚戶式建築，四周連一棵樹都沒有。床鋪是連體的實木框架結構，分為上、中、下三層，最上面的頂層已經接近寢室頂篷。空間十分狹小，只能爬著上床，床與床之間的距離僅可下腳，看上去就像碼在一起的一摞棺材。每個犯人都有一個0.4米寬、2米高的狹長實木柜子，用以存放各自的私人物品。此外還有一個木凳供集中開會學習使用，和我在北大上學時發的木凳十分相似。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家具都完全是實木製造，插榫結構、做工精細，找不出一枚釘子。
六、全集中營的囚犯秘密哼唱《達豪之歌》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一面禁止娼妓、同性戀、異教徒、持不同政見者、“頹廢藝術”，一面積極倡導法西斯唯美主義的“高雅藝術”。1938年6月，關在達豪集中營的奧地利音樂家齊佩爾博士，在營中組織了一支有14位樂手參加的“齊佩爾樂隊”。他們在一個尚未使用的廁所里定期排練，舉辦“周日廁所音樂會”，每場15分鐘，一個下午要演出好幾場。齊佩爾博士在每天12個小時沉重勞改之後，再主動清掃廁所，只為有機會自由思考、自由創作。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齊佩爾和作家朱拉·索耶弗做完苦工返回集中營。兩人看著鐵柵欄門上的“ARBEIT MACHT FREI”，不約而同相視一笑，同時觸發創作靈感，齊佩爾搶先說：“這個題目能寫一首好歌”。
幾天後，朱拉把寫好的歌詞念給齊佩爾聽，齊佩爾把歌詞背誦下來，一個星期後，他為作家朱拉寫的《達豪之歌》譜了曲。齊佩爾把這首歌秘密教給一位小提琴手和兩位會彈吉他的猶太囚犯。想不到《達豪之歌》迅速傳播，全集中營的囚犯們都秘密哼唱這首具有英雄氣概的《達豪之歌》。隨著口耳相傳，《達豪之歌》飛過獄牆傳到法國，再從法國傳往英國、波蘭、荷蘭……
1996年我到加利福尼亞的唐氏農場學種地，二大媽把我送到附近的William Moreno學校學英文，老蝙蝠史蒂文森博士每天哼唱的就是《達豪之歌》和猶太民歌《Shalom Haverim（你好兄弟）》，可見《達豪之歌》比“集中營之母達豪”更流傳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