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郵報》把丘爺的戰地記者工資提高到每月250英鎊，報銷所有開支，充分享有行動與言論自由。“這些待遇優於以往任何戰地記者的待遇。對於我這樣一個只需謀生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的24歲年輕人來說，這些條件當然很有誘惑力。”在輕鬆自由的開羅三角洲，丘爺出版《尼羅河上的戰爭》和清教徒小說《薩伏羅拉》。
像羅伯特·卡帕一樣，丘爺對現代戰爭失望之極：“現在的戰爭放棄規則，轉而求助於戴眼鏡的化學家，握操縱杆的飛行員以及機槍、大炮。戰爭正朝邪惡發展，走上了貪婪、卑鄙的機會主義之路。這真是可恥！過去的戰爭嚴酷、輝煌，現在的戰爭殘忍、卑劣。它已經完全變味了，這全部歸咎於民主、科學。自從這兩者介入戰事，戰爭的劫數便大局已定。過去，一小群職業軍人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用古老的武器和錯綜複雜的戰略戰術保家衛國。而今，不分男女老幼齊上陣，相互搏鬥，相互殘殺，只留下一些目光遲鈍的文官坐在辦公室里數死人。戰爭已不再是君子遊戲。”
凡爾賽體系確立後，丘爺出任殖民大臣主管中東。他發展空軍、倚重“阿拉伯的勞倫斯”解決中東事務。一度扶植與勞倫斯志趣相近的哈希姆王朝，拉攏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國王海珊三兄弟。每年從阿拉伯國家遴選優秀青年進桑赫斯特軍校，削減耗費不貲的英國駐軍。出於一貫的狡猾立場，丘爺發表《白皮書》確認巴勒斯坦是猶太人家園，同時承認巴勒斯坦人一如既往的傳統權利。最後連丘爺的殖民顧問“阿拉伯的勞倫斯”都氣跑了，丘爺在廣大殖民地為兒孫立下的鐵規矩，變成相互矛盾的濫漿糊。
丘爺自詡：“我這一輩子，總是不時與英國兩大政黨中的某一黨派意見相左。我每每竭力主張戰爭和其他鬥爭，直到取得勝利，然後，又對戰敗者伸出友誼之手。因此，戰爭中我總與主和派為敵；戰後又總和主戰派作對。古希臘哲學稱其為‘寬恕被征服者，滅傲者威風’，對此我無師自通。我有許多好想法，都被羅馬人捷足先登。必須承認這句名言是羅馬專利，一旦背離，必受懲罰。若遵從之，百戰不殆。”
丘爺一生出版了26部共45卷專著，超過狄更斯和司各特兩人小說字數總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稱“20世紀邱吉爾稿費，無出其右”。
1963年甘迺迪總統授予丘爺“美國榮譽公民”時，稱讚他巧舌如簧，把英語運動起來送上戰場（He mobiliz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sent it to battle）。其實丘爺和本座一樣，天生就是一個特愛玩的侃爺，侃山之外，還能碼字，而且我們都患有戰爭引發的綜合症。丘爺的“運動英語”將抑鬱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戲謔為“黑狗”。每當黑狗降臨，他都要遠離月台、船舷……“因為轉念之間的突發行動，便會使一切宣告結束。”寫到這裡我必須立即停手，隨著子夜來臨，我那隻“黑狗”已悄然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