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沖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見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象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我像那小膽子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貼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人民中國新華社”。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捲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著照完的膠捲，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捲，可剛到面前，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捲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縫說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１２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１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創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傳真機，“ＡＭ１２０”，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菸。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令共同社攝影記者挨了批，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六、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六、臨近攤牌的巴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