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躲著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我場場必到。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了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所有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場，因此沒有什麼麻煩。我成了地檔道檔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采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飛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導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飛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就因報導了“飛毛腿”飛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制“愛國者”式反彈道飛彈就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飛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ＩＤＦ）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飛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象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飛彈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煩了。
我和法國Ｌｅｓ’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的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ｐｒｅｖｏｔｏ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Ｆ—１機身＋ＦＮ馬達＋３０＃ｆ４，我用尼康ＦＭ２機身＋ＭＤ１２馬達＋８０—２０＃ｍ＃ｆ４，隔著計程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說，“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飛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諾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飛彈，沒有任何環境的１０寸傳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