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写在《李娃》前面
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对历史学者来说，这话未免过分，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
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重怀疑，更重证据。而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故事的构想”，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因此，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谓“大胆的假设”，虽为想象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的假设”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复归于实际与谨慎。而小说不需要求证，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经过冲突、修正、发酵、融合而成为完整的故事，所谓“以意为之”，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虽不幸半途而废，而如村夫愚妇，朝山进香，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是如何的得来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归来以后，大谈其三千朱阙、十二碧城，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对于小说的构想，变得异常低能。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
不过，放弃历史的研究，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桓温、唐太宗、刘仁轨、范仲淹、戚继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伦，等等，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因此，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
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历史必须求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真人真事，通过小说的技巧，剪裁增删，必非绝对的真。我敢断言，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且让我举个例做具体说明。
我曾见过一段记载，说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长沙的潭王，是陈友谅的儿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潭王牵连在内，夫妇俩焚宫自杀。这个简单的传说，通过小说的手法，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因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武则天是武则天，慈禧是慈禧，她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同样的感情状态，乃至于同样的生活习惯，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轻易动笔。最近承本刊（《李娃》最早刊发于《联合报·副刊》——编者注）编者的好意，一再鼓励，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篇是《李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