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
这一次讨逆军事,前后不过十天工夫,但靳云鹏与段芝贵的军费,一共五笔:“讨逆军总司令部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十五万元”,所谓“垫拨”是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另外给曹锟十五万;“士兵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来临时增加军队七十万元”,这笔款子专用来解散辫子兵;“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东厂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总共报销了一百八十五万元。
但是讨逆军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军费只报一万多元,相形之下,花账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冯玉祥报销,除了事先已经送过的款子以外,决定再拨五万大洋。
冯玉祥带兵的作风是,凡遇大笔款项收入,首先考虑的事是买军火。这一回他想买一门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听,一门炮起码要二十万,只好知难而退。
于是有个连长石友三建议:“冯德麟进关是带了手枪队来的。冯德麟一垮,手枪队的手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流落在前门外店铺里的很不少。咱们不如收买手枪,成立一个手枪队。”
冯玉祥接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将收买手枪的差使,就交给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冯德麟的手枪队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还有好几个。石友三找到一个同乡,了解了情况以后,便去找一家字号叫作“求增号”的军装铺,一谈即妥。称为“自来得”的手枪倒不贵,每支不过四五十元,但光有枪没有子弹也无用,一发子弹要一块两毛,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总数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当时军阀的风气,以成立手枪队作卫队为时髦。冯玉祥当然不为了赶时髦,照连的编制,组成两个手枪队,将李鸣钟的营副刘汝明调为旅部副官,管理这两个手枪队,一面训练,一面南下援闽——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条调虎离山之计,省得冯玉祥专门在京里说些“怪话”。
梁启超入阁,有两大计划:第一是认为张勋复辟,中华民国的法统即已中断,所以主张照武昌起义后的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这话表面上听来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脚。最明显的一点,如果法统中断,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约法而产生的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亦应去职,那一来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
第二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与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是书生论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说;眼前的业务,不能不管。财政总长如主持中馈的主妇,多少人等着要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如洗的财政总长,恐怕梁士诒都干不了,何况从没有财经界经历的梁启超?这一点当然是预先可以想到的,因而早就物色好了一名次长来“管家”。
这名次长就是王克敏,由张君劢代为接头。初意请他以次长专管监务,王克敏不愿,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总长不可多立计划;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不光是管监务,还要管部务。
这不是“管家”,而是想要“当家”。张君劢劝梁启超接受他的条件,因为王克敏有两个条件,恰是梁启超所必须而缺少的:第一,民国元年王克敏做直隶交涉使,北京各外国银行为了偿还外债问题,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气力,替他们直接向财政部接头,结果相当圆满,所以各外国银行都买他的账;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声色犬马,无一不好,而且挥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冯、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实力派的军阀,如曹锟、倪嗣冲,都跟他有相当的渊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这一外一内的两种关系,足补梁启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当然,梁启超一到任,还谈不到改革币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临时参议院召集起来。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不独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张,激出复辟这场闹剧,推原论始,亦由对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旦大权在握,当然要实现他的主张。此又不仅是抱负舒展之快,而且还关联着一个决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问题。
原来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武力统一中国。既然用武,当然要饷、要军械,是件最花钱的事。正好日本长州藩阀出身的寺内正毅组阁,一反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的狰狞面目,改用笑脸发动银弹攻势,决定将过剩的资本,投入中国。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顾问的阪西利八郎,介绍一个经济专家西原龟三来见曹汝霖。据说他是寺内的亲信,在寺内当朝鲜总督时,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划。这一次亦是奉了寺内的密令,来做经济提携的修好之计。
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正在进行一笔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军火商大仓喜八郎接头,目标是五百万日元,而一直尚无成议。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诺:绝无问题。
果然,西原大有来历。不多几天,日本藏相胜田主计亲自打了个电报给曹汝霖,日元五百万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着汇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国自从胡雪岩“发明”借外债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好事。段祺瑞大为兴奋,亦因此决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谈判大借款,来达成他武力统一的愿望。
不过,日本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一定要对德参战。事实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参战名义,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购买大批军火来打内战?但一国对外发动战争,如非出于国民公意,对外不足以见重,对内何能争取支持?所以参战问题,非要经过国会做成决议的形式不可,否则对外尚未参战,在内反对的声浪四起,岂不形成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内阁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启超执笔,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结果是北洋系军人赞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表示反对。但梁启超执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终于出现了“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内阁内部亦分裂了。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与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由内务部密电各省照选。段系得此消息,大不为然,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进言。
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机会,取国民党而代之,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但目前政府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而且将来的政局,亦难免为研究系所操纵。及今不为之计,将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为难,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关于对德参战、武力统一全国,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关于制造“新法统”,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干。言犹在耳,不能说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错,将来不至于受责备,于是,他倒是放手去干了。
但是段系耍枪杆子的很多,而议员所长在作弄口舌、耍笔杆,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改编的办法。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决定设立一个俱乐部,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
“我一个人搞不起来,得找个帮手。”王揖唐问道,“你夹袋中有没有人?”
“没有。”徐树铮忽然想起,“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长,姓梁的,很能干吗?”
“啊,啊!”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错,我来找他。”
原来徐树铮所说的“姓梁的”,名叫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前清是学部小京官,入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他的诗作得很好,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子,亦同被称为诗坛“闽派”的后劲。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由于同乡的关系,很照应他。渐渐地,在冠盖京华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书”这个人。
当时政界的风气,视天津为别府。做官在北京,享乐在天津,周末离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各省军阀有所活动,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来的大把银子,供应政客的声色犬马。在这等场合中,脱略身份,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因此,要打听消息,有所谋干,易于成功。
梁鸿志生性善于投机,心想,要想成为要人,一方面得多识政要,一方面又要多做要人状。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头等车,随带俊仆两名,线装书一函,潇潇洒洒上天津。
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车上,闲得无聊,看梁鸿志手边有诗集,便借一本来看。这本诗集是宋版的杜诗,钤着好些名家的收藏印。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请教姓氏,记得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梁鸿志自然识得王揖唐,心里很想结识这个人,表面上却是淡淡的。及至送书回来,里面夹了一张诗笺。梁鸿志一看,知道是王揖唐刚才所作的一首“即兴”,涂涂改改,完全是草稿,当然是不经意夹在书中的。
这是个机会。梁鸿志依韵和了一首,当面请教。王揖唐仰慕他的同乡先辈龚芝麓,亦以爱才自名,便与梁鸿志订了文字交,颇为投缘。
有曾有王,梁鸿志很快地亦成了段系,不过还是三流角色,所以徐树铮连他的名字都还叫不出来。梁鸿志当然也知道徐树铮才大于海,眼高于顶,难以巴结,巴结上了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因而目标在段芝贵这班好相与的人身上。讨伐事起,段芝贵被任为东路军总司令,梁鸿志主动请缨,做了段芝贵的秘书长,随军出发,自道“书生从军”,一路上兴高采烈地作了好些诗,将老段、小段恭维成古来罕见的名将。因此,段祺瑞也很知道这个人了。
由于梁鸿志的策划,王揖唐原来搞的一个小组织“安福俱乐部”,名气突然很响亮了。
这个俱乐部设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所以取名安福俱乐部。每天高朋满座,打麻将、抽大烟、叫条子;抽空谈一谈“正经事”,条件因人而施,或者送支票,或者许官职。就这样,许多出于研究系的“进步党党员”成了安福俱乐部的会员。
不过,段系在政治上很得意,在军事上却很扫兴。段祺瑞用武的对象,自然是西南四省,以湖南制两广,以四川制滇黔。湖南的督军兼省长是谭延闿,深知湖南处于北京与西南两大之间,两广北伐必须道出湖南,北京征讨西南亦必须先取湖南,吴三桂与洪秀全的例子摆在那里,如果西南与北京发生武装冲突,最倒霉的定是必争之地、首当其冲的湖南。为求自保起见,倡议“湘人治湘”“联省自治”,采取中立的态度。这个态度为湖南人所全力支持,但眼前已有保不住的趋势了。
由于谭延闿在湖南颇得人望,所以段祺瑞还不敢连根掘掉,发表命令以谭延闿为湖南省长,派他的亲信湖南人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表示仍符“湘人治湘”的原则。同时以江西督军李纯调任江苏,接替入京就职的“冯大总统”,而以素来接近的陈光远调补李纯的遗缺,作为傅良佐的后援。
傅良佐的新职发表后,在京招待记者,宣布湘人治湘,军民分治,不带北兵入湖南之大治湘方针。但暗地里却有范国璋第二十师,与第八师王汝贤所部,悄悄开拔至湖南。西南方面见此光景,便由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组织“两广护国军”,派他手下大将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出兵八十营,组成五个军,大举援湘。南、北双方,众寡之势已可判定胜败,加以范国璋、王汝贤都是河北人,直接听命于冯国璋,而冯国璋一向与陆荣廷有联络,反对向西南用兵,所以范、王二人,在前线阴阳怪气,不受傅良佐的节制。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索性自前线电请停战。傅良佐一看变生肘腋,倘不见机,有被活捉之危,星夜弃长沙遁走。
在四川这方面,自从蔡锷一死,川、滇两军一直混战,互有胜负,各不相下。段祺瑞听从徐树铮的计谋,制造矛盾,派贵州的戴戡兼署川督,结果川、黔两军又发生冲突。段祺瑞便派驻军岳州的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混成旅入川,本意是先利用川军驱逐滇军与黔军,然后以“查办”为名,占领四川。这步棋相当巧妙,也相当毒辣。坏在吴光新是个饭桶,由岳州到得宜昌,逗留了个把月,才有一部分军队到达重庆。而就在这个把月之中,川军熊克武已有了布置,湖南的局势也恶化了。
及至范国璋、王汝贤临阵欲退,傅良佐弃城而逃的消息传到四川,与西南已有联络的熊克武,随即发动突击,包围缴械。吴光新突围逃回宜昌,辛辛苦苦由三峡逆水而上的大批辎重,尽为川军及黔军截留。
两路败报到京,再加上一个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联名主和的通电,搞得“再造共和”的“元勋”,灰头土脸,见不得人,只好提出辞呈。
初辞慰留,再辞照准,冯国璋派外交总长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这个内阁本来是段祺瑞与研究系的“联合内阁”,段既辞成,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对象,当然也要请辞,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还有一个愿与段祺瑞同进退的张国淦,联翩出阁。这段“政治婚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一个星期以后,冯国璋任命王士珍组阁,除了曹汝霖蝉联交通总长以外,其余都是新任。
曹汝霖之独能蝉联交通总长,原因有二: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不想兼任交通总长,不道交通系的大将叶誉虎极力怂恿,用意是希望曹汝霖为他们看守“大本营”,以待交通系首脑——由于“洪宪祸首”被通缉的梁士诒复起接收。在段内阁垮台以前,梁士诒正应日本财阀大仓、涩泽之邀,由香港到东京,在谈“经济合作”之道,复起有望,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下去。
其次是,曹汝霖正经手在办日本的大借款。不管是谁组阁,都不会许他辞职。尤其是段祺瑞,倘无曹汝霖继续未竟之业,即令能卷土重来,亦无所作为。因此,作为段系灵魂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与曹汝霖的交往,反比段祺瑞在台上时,更为密切。
当然,日本人尽管是一等一的“支那通”,看到走马灯似的中国政局,亦不免迷茫困惑,对于这一次段祺瑞轰轰烈烈进京,不过四个月的工夫,复又黯然离京,更感关切,因为寺内内阁施行藏相胜田主计所谓“菊分根”的经济侵略政策,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辞职之前七天,已完成了四笔日币借款:第一笔,善后借一千万;第二笔,交通银行借款两千万;第三笔,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第四笔,陆军部购买军火借款一千七百余万。这四笔总数超过五千万,约为中国国库两个半月支出的巨款,表面上为防国内反对党阻挠,以及遮蔽国际视听,由各大银行组织银团,作为民间投资,实际上责任全在内阁,倘或出了问题,寺内正毅立刻就会垮台。
为此,作为寺内特别代表的西原龟三,特地去看曹汝霖,要求跟徐树铮当面谈一谈,了解真相。曹汝霖自然照办,一个电话就将徐树铮请来了。
“徐将军,”西原开门见山地说,“请原谅我直言,我们也知道段总理阁下是中国军人的实际领袖,但是这一次因湖南、四川军事失利而辞职,何以贵国各省督军没有希望挽留的表示?”
徐树铮略想一想答说:“我们北洋军人,但求国家进步,能够上轨道,并没有权力意气之争。如果段总理的后继者,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我们做个太平百姓,亦是一桩好事。倘非如此,当然仍旧要段总理出来,担当大任。只要时机一到,迎刃立断,《孙子兵法》所谓‘解棼丝不控拳’,易如反掌。现在各省沉静无事,正表现了我们内部的纪律与秩序。”
所谓“表现了我们内部的纪律与秩序”,就是说段祺瑞对各省督军,有足够的控制力。西原对这句话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便又问:“就目前看,这一次政变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
一听得这话,徐树铮转为很严肃了:“我只能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是的,是的!就请徐将军把你个人的意见告诉我。”
“以我的看法,小则,江苏、江西不免易人;大则,恐怕要请东海出来收拾残局。”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也很露骨。言外之意,西原不容易听得懂,曹汝霖翻译时,很费了些心思,终于使得西原大致能够领会了。
“江苏的李将军,一向有反对段总理的言论;江西的陈将军,不是由段总理放出去的吗?”
西原指的是李纯与陈光远。李纯是冯国璋的嫡系,陈光远以前虽跟段祺瑞接近,但与冯国璋亦有相当的渊源,一到江西,受了李纯的影响,有不受段系节制之意,所以徐树铮欲去之而后快。不过,这些话,不便明说,笑笑答道:“请足下看事态的演变好了。”
再有一句话,就更不容易回答了。西原问说:“请徐世昌老先生出来收拾残局,是组阁呢,还是接任总统?”
徐树铮想了一下答说:“请你想一想东海的资望,就不必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这便是明明表示,冯国璋任期满了以后,段系将拥护徐世昌出任总统。这是天字第一号的重要情报!西原大为兴奋,当天就发了一个极长的密电到东京寺内首相的私邸,开头注明“总理大臣亲译”。
约莫隔了三四天,叶誉虎亲自打电话给徐树铮,约他“打边炉”,吃鱼生,声明“只有曹总长作陪”,再三叮嘱:“务必赏光。”
准时赴约,曹汝霖已经先到了。“没有别的客。”叶誉虎说,“我有一个电报,请又铮兄过目。”
电报是梁士诒从日本打来的,叶誉虎亲笔的译文,说寺内接到西原的报告以后,立即训令他这一系的“有力诸要人,并达林权助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洋系实力并无失坠,此后对华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请即达又铮转陈合肥”。
看完这个电报,徐树铮喜上眉梢。“我马上就转达。”他说,“请代为向燕公致谢。”
“是。”叶誉虎问说,“此后如何办法,局势是如何变动,要请又铮兄早点给我们一个信,以便因应。”
“当然,当然!”徐树铮起身说道,“暂借笔砚一用。”
就在叶誉虎的书房中,徐树铮拟了一个分致张作霖、倪嗣冲、陈树藩、张广建、李厚基、杨善德、刘存厚、吴光新、卢永祥、龙济光等人的电报,将他与西原谈话及梁士诒传来的消息,一一详告。最后加上七个字:“所关甚大,特飞闻。”
写完了,顺手交给叶誉虎。他只看了一个开头的称呼,随即将电稿反折了起来,抬头问道:“是马上发?”
“拜托。”徐树铮大袖郎当地拱一拱手。
“小事,小事!”叶誉虎说,“自然是密电,不过——”
徐树铮不等他说完,便摆一摆手说:“用你们部里的密码本好了。”
原来徐树铮是有意要将这个电报的内容泄露出去。但绝不能用明码电,因为清末以来风气如此,非密电不足以表示重要,非“亲译”不足以表示机密。叶誉虎当然深谙其理,但表面上不能不有一番表示格外慎重的做作,打铃将听差唤了来,吩咐去请他的机要秘书。
这个秘书姓余,等一请了来,叶誉虎仔细交代:“用第四号密码本发,请当地电报局长亲自送交收电各督军。原稿马上送回来。”
“是!”余秘书鞠个躬,拿着电稿退了出去。
“这一下军心大定了。”徐树铮很高兴地说,“今天可以多喝几杯了。”
于是叶誉虎关照开饭。先吃鱼生,盛在一个特号海碗中,另有两大盘出汁的萝卜丝与现炸的“馓子”,与十来个小盘子,从油盐到菊花瓣,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却都是连萝卜丝一起拌入鱼生的作料。
当然,另外还有烧烤熏卤的冷荤。宾主刚刚动筷,余秘书已经将发电的原稿,装在一个信封中,送了回来。叶誉虎接到手中,原封不动地摆在徐树铮面前。
“两位不妨看一看。”徐树铮为了表示可共腹心,主动将原稿公开。
这个稿子写得层次分明,简要有法,文字不深,而警辟之处自然予人很深的印象。曹汝霖心想:信笔挥洒,而能有此,实在难得。
“又铮兄,”他说,“不说别的,仅是你这份捷才,就足有资格当‘达拉密’了。”
清朝军机处的“章京”领班,满洲话叫作“达拉密”,军机大臣“承旨”以后,转述与“达拉密”写出来,即时封寄各省督抚或“钦差大臣”,称为“廷寄”,贵在简明扼要,表达得恰到好处。曹汝霖这样说法,自然是对他的文字的恭维。
但徐树铮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润田兄,你看我不过一个‘达拉密’?”
“不,不!”曹汝霖急忙分辩,“我失言,我失言!”
“那么,润田兄,你看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由于仓促失言,曹汝霖这回不敢随便开口了,想了一会儿答说:“以我看,左文襄加周公瑾,等于徐又铮。”
这个说法搔着了痒处。“该浮一大白!”徐树铮喝干了面前的酒,怅惘地说,“我自信处处不输左文襄,只有一事不及,左文襄有位周夫人。”
徐树铮因为宠妾之故,与嫡室不和,所以发此牢骚。曹汝霖同病相怜,很想安慰他一番,但叶誉虎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以不谈为宜,赶紧把话题扯了开去。
“两位听说过朱尔典请冯大总统吃饭的故事没有?”
徐、曹都说没有。叶誉虎便从最近盛传的一则新闻谈起——据说冯国璋自从以副总统“扶正”,迁入设在西苑的总统府以后,不知听了谁的话,说三海的鱼,又大又多,随它自生自灭,未免可惜,不如捞捕出售,也是一条生财之道。冯国璋嘉纳此议,由总统府庶务人员,招商承办,在三海大设网罟,捞起无数五色锦鲤。太监们传说,这些锦鲤寿命很长,多则百载,少亦三四十年,大部分是以前宫眷们“放生”养在三海的。
这件事当然比焚琴煮鹤还要煞风景,连外国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与袁世凯有三十年交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特为请冯国璋吃饭,头一道菜便是“三海鱼”。
“传这个笑话的人,没有说清楚。”叶誉虎笑道,“朱尔典请的是中菜还是西餐,那道鱼也不知道怎么做法。最妙的是,说那条鱼上面还拴了一块小银牌,刻着万历多少年宫女某某人放生。冯大总统为之大窘。”
听完这个笑话,徐树铮哈哈大笑。“编这么个笑话,未免谑而虐矣!”他说,“不过也只有冯大总统能足以当之。”
叶誉虎与曹汝霖相视而笑。他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个故意挖苦冯国璋的笑话,因为根本就没有“三海卖鱼”这回事。三海曾作疏浚倒是有的,好事之徒,便以讹传讹,编这样一个笑话糟蹋冯国璋。然而这个好事之徒是谁呢?
现在由徐树铮的话中,透露了消息,一定是段系中人。这个笑话暗中是骂冯国璋贪婪好货。如果信以为真,觉得冯国璋如此行径,有失体统,望之不似人君,那么,这个笑话的效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