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主审的是翁曾桂,还有会审的两员司官,一个叫林拱枢,是道光名臣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一个叫刚毅,满洲镶蓝旗人,此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又喜欢掉文,以至于常闹笑话。刑部公事常有的一句成语“草菅人命”,在他口中便成了“草‘管’人命”。不过他肯下死工夫,律例烂熟于胸,所以虽是直隶司的员外,亦奉命会办。刑部司官中,浙江籍的好手甚多,但一个都不曾派到,为的是怕他们心有成见,审问不公。
这三位司官承办这样一件“名案”,兴奋之余都不敢掉以轻心,案情读了又读,凡有疑问,都用签条签了出来;下手的方法,亦都一致同意,抽丝剥茧,照案情发生的经过,从头问起。
因此,第一堂只提传四个人,除正犯葛毕氏以外,其余三个证人是:房东王心培、岳父喻敬添,还有一个沈体仁。
首先要问的是小白菜,这是意料得到的事,所以刑部各司的官役,都涉水来到“南夹道”——刑部在皇城西面,正对着西安门一条南北通衢,名为刑部街,街西自北而南,依次是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就是所谓“三法司”。刑部街的地势最低,春夏之间,积水是常事,所以京师有个说法,叫作“水淹三法司”。至于刑部的“南夹道”,是浙江司所在地,其时春雨连绵,流潦没膝,好事的都涉水而来,垫足翘望,为的是要看一看小白菜究竟艳到如何程度,到底像不像谋杀亲夫的样子!
这当然妨碍问案,但拒之不可。翁曾桂唯有简略地问一问姓氏、年龄、籍贯,成亲几年、有无子女,随即吩咐还押,另问证人。
第一个被提上堂的是沈体仁,问过他跟小白菜的关系,翁曾桂又问:“葛品莲管你叫什么?”
“他也叫我干爷。”
“葛品莲死的那天,你看见过他?”
“是!”沈体仁答说,“那天是十月初七,我在大桥茶店吃茶。看见品莲过去,样子好像不大对,我赶出来叫住他问,问他是不是流火又发了?他说还好,又说肚子饿了,要去吃点心。”
“所谓‘样子不大对’,是怎么不对?”
“是发冷的样子。”
“那天,天冷不冷?”
“十月小阳春,一点不冷。”
“以后呢?”翁曾桂问,“以后有没有再见过葛品莲?”
“再见到他,已经咽气了。”
“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
沈体仁一面想,一面回答:“那天是十月初七,吃过中饭不久,王心培来通知,说品莲病重。当时我正有事,分不开身,所以我‘家里’,就是品莲的亲娘先去。又过了个把时辰,来通知说是品莲死掉了,我才赶了去的。”
“赶去以后,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形?”
“看到喻敬添夫妇都在,商量买棺材办丧事。”
“尸体怎么样?”翁曾桂补充一句,“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没有看到,去的时候,死人的衣裳都换好了。脸上盖一块白绸子,我没有揭开来看。不过——”
沈体仁突然咽住了。
问官当然不肯放松,刚毅脾气急躁,拍着桌子喝问:“不过怎么样?快说!”
“不过,”沈体仁嗫嚅着说,“我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中毒的样子?我家里说:看不出来。”
这句话不尽不实。当时沈媒婆向丈夫回答得很清楚,皮肤好好的,没有中毒的样子。可是她到了杭州府变了口供,所以沈体仁亦就不能不含糊其辞,略略照顾到沈媒婆在杭州说的话。
“这句话很要紧,不要漏。”翁曾桂向录供的书办叮嘱了这一句,随即吩咐带走了沈体仁,传问王心培。
由于王心培是葛品莲的房东,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个证人很重要,葛品莲的死因,葛毕氏平日对待丈夫,以及跟些什么人交往的情形,只有他最了解,所以问得特别仔细。
“葛品莲死的那天,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他浑身发冷的样子?”
“不是我,是我女人在门口看到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葛品莲的呢?”
“等我看到,葛品莲人已经不对了!”王心培说,“那时候我正在吃中饭,只听得楼上狂叫一声:‘你们来啊!’听得人汗毛直竖——”
“慢,慢!”翁曾桂打断他的话问,“是不是好像突然之间,遇见怕人的事,才会喊出来的那种声音?”
“是的。老爷说得一点不错。”
“你再说下去,听见喊声以后怎么样?”
“我跟我女人都丢下筷子,赶上楼去,只见品莲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往上翻,两条腿一抽一抽地,喉咙里呼噜、呼噜像拉风箱的声音,是在‘起痰’了。我就说,应该马上去通知沈媒婆。是我亲自去走了一趟。”
“我问你,”刚毅是问小白菜的反应,“你上楼的时候,葛毕氏在干什么?”
“什么也不做,站在那里发抖。”
“葛毕氏的母亲呢?”
“她来过一趟,后来走了,是去请医生。”
“医生什么时候到的?”
“等我陪着沈媒婆一到,医生也到了。”
“沈媒婆是什么人?”翁曾桂问。
“就是沈体仁的老婆,葛品莲的亲娘。”
“当时在场的,还有什么人?”
王心培想了一下答道:“还有喻敬添夫妇,医生就是他们请来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痧症。”
“你记不记得,开的是什么药?”
“没有开方子,只教拿万年青、萝卜子捣了汁灌下去。哪知道一点效验都没有。”
“以后呢?”
“以后就死了。”王心培木然地说,“医生还没有出门,病人就咽气了。”
“医生有没有别的话?”刚毅插进来问,“譬如说,觉得病情奇怪,或者疑心有别样缘故,病才会发作得那么厉害。”
翁曾桂觉得刚毅的话,是问在紧要之处,因而附和着也说:“你仔细想一想,想清楚了再说。”
“没有!”王心培很快地答说,“医生来了,没有说几句话。到病人不中用了,问他到底什么毛病,他还说是痧症。”
“那个医生医道高明不高明?”刚毅问。
“是个‘乌花郎中’。”
“你说什么?”
刚毅听不明白。籍隶江苏常熟的翁曾桂却懂这句杭州府的俗语,便为刚毅解释,食物之类腐败发霉,历时既久还会长白毛,就叫“乌花”;所谓“郎中”即是北方人口中的“大夫”,为医生的别称。“乌花郎中”意即难得有人请教的医生。
刚毅爽然若失,“照此说来,医道并不高明。”他说,“也说不定不是痧症,看成了痧症。”
“这也可能的,还得仔细求证。”翁曾桂转脸又问,“王心培,你认不认识杨乃武?”
“认识的。不过不熟。”
“你们有没有来往?”翁曾桂想补充着更明确地问,“譬如你到他家,他到你家,以及婚丧喜庆的应酬之类。”
“没有。见了面,大家点点头,没有往来。”
“那么,”翁曾桂急转直下地问,“杨乃武有没有来看过葛品莲夫妇?”
“没有!”
“这句话出入很大。”刚毅又插嘴了,“你说话要负责,到底有没有见过杨乃武到葛家,你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杨秀才没有来过。”王心培仍是很平静而负责的态度,“我家里总有人,杨秀才如果来过,就算我不知道,我家里总有人知道,会告诉我。”
这也是全案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由王心培的证供中可以确定,自从葛品莲迁入新居以后,杨乃武并未到过他家。果真杨乃武示意小白菜毒杀亲夫,则授毒应另有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问杨乃武与小白菜自己了。
接下来是传讯喻敬添。由于他是塾师,虽无功名,也算斯文一脉,所以翁曾桂对他比较客气,行礼以后,许他站着回话。
“喻敬添,”翁曾桂说,“你是读书明理的人,应该知道,问案是虚中以听。你如果以为刑部提审,就是认定了杨乃武、葛毕氏无罪,那就错了!一切要凭证据说话,而证据就在你们嘴里!你们有一句,说一句,不造假,不隐瞒,真相容易明白,结果一定公平。倘或心存偏袒,自作聪明,以为问官可以欺骗,结果呢,欺骗不了问官,害了你们自己,证供不实是有罪的!”
“是!这案的人证,不只我跟我妻子,一手遮不尽耳目,自然据实奉答。”
“好!你把葛品莲暴毙当天的情形,根据你亲身的经历,从头细说一说。”喻敬添所陈述的情形,与王心培大致相符,一直谈到葛品莲咽气,告一段落。于是翁曾桂继续再问死者的后事。
“葛品莲一死,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心里很难过,人世无常,品莲年纪轻轻的就去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不知道遗孀将来怎么样过日子!”
“你不觉得死因可疑?”
“不觉得,暴病而亡,也是常有的事。”
“后事呢?”翁曾桂问,“是谁替他办的?”
“是请王心培办的。”喻敬添说,“出力容易出钱难。死者生前的积蓄,只有十两银子,一场丧事起码要用三十两。我们两家境况都不好,为了凑钱买棺材,所以过了三天才入殓。”
“你所说的两家是指你跟沈体仁?”
“是!”
“过了三天才入殓,那就是十月初十?”
“是的。十月初十半夜,一交子时,就算十一的日子了。”
翁曾桂想了一下,问到医生:“郎中是你去请的,叫什么名字?”
“郎中叫杨敬斋,是相熟的朋友。”喻敬添说,“我妻子去探了病,回来很着急,说病很重,要马上请郎中急救,所以就近请了杨敬斋。”
“以后呢?你有没有问过杨敬斋,到底是何病症?何以死得这么快?”
“问过的。他说,死者平时体子不好,受了外感;因为天时不正,一下子发作,所以来势凶险。说是痧症,其实是时气毛病。”喻敬添又说,“跟堂上说实话,杨敬斋的本事有限,看也是匆匆忙忙看一看,病症说不明白。”
对喻敬添的审问,到此告一段落。时已过午,翁曾桂结束了这一天的讯问。将全卷连同这天所录得的口供一起带回家,反复推求,总觉得找不出杨乃武授意、小白菜下手的迹象。不过沈媒婆是个关键人物,许多疑问由她造成,系铃解铃,要想澄清亦非细细盘问她不可。
因此,第二天只传沈媒婆到堂。媒婆的一张嘴是拦不住的,问官不过提了个头,她就叽叽呱呱地自己都说了出来,一直说到发现儿子尸体口鼻流血,翁曾桂才打断她的话。
他是因为她说得太快,而且有些不相干的枝节之词,夹杂在里面,怕书办的手远赶不上她的口,所以特意告诫,“沈喻氏,你慢一点!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跟案子没有关系的话,不必多说。”
“是!老爷。不是我喜欢多嘴——”
“好了!”这次是刚毅拦阻,“既不喜欢多嘴,就不要多嘴!”
沈喻氏连碰了两个钉子,咽口唾沫,闭紧了嘴。于是翁曾桂问道:“你儿子断气以后,是你替他换的衣服?”
“是啊!我媳妇哭哭啼啼啥事也做不来,亲家母到底不好看女婿赤身露体,只好我做亲娘的动手。”
“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中毒的样子?”
“仔细看过,没有。”
“那么,以后怎么又要报官相验?”
“啊呀,老爷,以后是以后,情形不对了呀!”沈媒婆指手画脚地说,“嘴里,鼻孔里,又是血,又是痰,脸色发青,老爷你想,换了你要不要起疑心?”
“起疑心以后怎么样呢?”
“我跟我亲家母两个人盘问我媳妇,她不承认,亲家母又帮着女儿骂我。一口气咽不落,而且尸首摆在那里,如果不报官相验,糊里糊涂下了棺材,叫我做娘的,怎么安得下心?”
“报官是什么时候?”
“十月十一大清早。”
“有没有递状子?”
“自然!”沈媒婆说,“打官司怎么好没有状子?”
问官反倒受了抢白。刚毅很不高兴,翁曾桂却很有涵养,付之一笑,接着问说:“你状子是怎么写的?”
“说是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请县大老爷来相验。”
“是不是说你儿子七窍流血?”
“没有!没有!”沈媒婆连连摇头,“这怎么好瞎说?验出来不是七窍流血怎么办?”
“你状子里不是说,盘问你媳妇,是听了杨乃武的话,下的毒?”
“哪里有这话?老爷,你去看状子!”
沈媒婆初呈的诉状,就在卷中,翁曾桂早已看过,并无此语,只不过故意这样问一问而已。
“你的状子我早看过了。”翁曾桂仍然和颜悦色地,“告状除了状子以外,总还有口供,当时余杭县传你问过话没有?”
“传过的。”沈媒婆答说,“验尸以后,传我问话,只问了一句,问我儿子服毒的毒药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跟儿子同住,毒药哪里来,我不知道。”
“还有呢?还问了什么话?”
“没有了。就问了这么一句。”
“既然这样,余杭县报杭州府的公事,怎么说你曾经提到,你向你媳妇盘出杨乃武用毒药的情节,所以进状子报官相验?”
“我怎么知道?那要问余杭县的刘大老爷。”
答语振振有词,又形成抢白,翁曾桂为之语塞。不过他秉性平和,不以为忤;而刚毅却看不下去了,悄悄写了张条子,摆在翁曾桂面前,要求由他来问。
翁曾桂微一颔首,向沈媒婆说:“刚老爷有话问你,你要说实话。”接着,将面前的案卷,向旁边移了一下。
刚毅的态度就不同了,摘下墨晶大眼镜,慢条斯理地先检沈媒婆的状子,跟余杭县初次申详杭州府的公文看了一看,方始开口。
“沈喻氏,你到底在公堂上说过没有,你向你儿媳妇盘问出杨乃武用毒药谋害你儿子的话?”
“那——”
刚毅不容她迟疑,立即指破:“是在杭州府说过,是不是?”
“是!”沈媒婆有些怯意了。
“为什么在余杭县不说,到杭州府说?你是真话,还是假话?”
“是,是假话。”
“为什么说假话?”
沈媒婆觉得很难回答,而看到刚毅咄咄逼人的气势,心存恐惧,平日一张利口,此时竟是只字不出,身子也不由得有些发抖了。
翁曾桂认为刚毅的这种态度,正就是造成犯人或证人诬供的由来。不过,在此堂而皇之的场合,不便公然劝阻,只好安慰沈媒婆。
“沈喻氏,”他说,“你不要怕,有话慢慢说。”
“是,”有他这句话,沈媒婆才能略略安心,定定神想了一会儿答道,“我说假话,也是没奈何。杨秀才跟我媳妇受不过刑罚,自己都乱招了,我怕知府老爷也拿我上刑罚,所以信口胡说了一句。”
这个理由欠充分,但可以不必追究,只要能证实她这句话确是胡说就行了,所以刚毅再问一句:“你是说,你儿媳妇并没有跟你提到杨乃武给了毒药的话?”
“是的。没有。”
“你状子上又说,你儿媳妇‘素性轻狂’。这句话什么意思?”
“家丑不可外扬,老爷,请你不要问了吧!”
“我不问你的家丑,怎么能断你的家务?”刚毅说道,“这样一场人命官司,由县里打到京里,你还顾忌什么?”
“是!”
沈媒婆便吞吞吐吐地谈平日风闻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但都是“听说”,“别人这么在传”的话头,究竟有无奸情,并未确指。
这些情形,在问官只能作为参考,所以等沈媒婆说完,刚毅不再多问。看了看所有人证的供词,由葛品莲得病到报案的过程,大致已经明了,以下就要问报案以后的情形了。
“验尸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在场。”
“相验的情形,你是不是都看清楚了?”
“看不大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隔得远,而且乱哄哄的,一会儿县大老爷骂人,一会儿仵作跟沈二爷吵架——”
“沈二爷?”刚毅急忙截住她的话问,“沈二爷是谁?”
“是县衙门里的门丁。”
“噢,是门丁!”
门丁为何与仵作吵架?显然地,是门丁在干预公事。刚毅对这一点新发现,相当兴奋,随即吩咐:沈喻氏饬回,传余杭县仵作沈祥。
到堂的沈祥,浑身在发抖。因为这一案的症结,就在相验不真,平时大家谈论,都说仵作是罪魁祸首。
这些话在沈祥已听了不少,扪心自问,一时马虎,闯出这么一场大祸,自疚自悔,一直提心吊胆,如今是真的逃不过这一关了!
上堂磕过头,刚毅见他如此害怕,心知必得好言抚慰,才能问出真情,便和颜悦色地说道:“你别怕!
一切有本司替你担待。你只要说了实话,就没有你的事。”
这多少是哄人的话,果然相验失实,罪名不轻,何得无事?而沈祥居然信以为真,感激地答说:“是!
小的一定说实话。”
“葛品莲的尸首,是你经手验的?”
“是。”
“当时尸首是怎么一个样子?”
“尸首已经发变了。尸身胖胀,头肿得很大,口鼻耳朵里都流血水。身上有青黑的毒斑,还起水泡。
手指甲也是发青发黑。”
“这就是中了砒毒以后的样子吗?”
“是中毒。”
“什么毒?”刚毅紧盯着问,“砒毒?”
“不是!”沈祥嗫嚅着说,“尸身软而不僵,是乌烟的毒。”
“乌烟”就是鸦片,刚毅知道浙江有此称呼。为确实起见,补问一句,“你是说,中的是大烟的毒?
既然是烟毒,为什么说是砒毒?”
“老爷,”沈祥有些激动了,“我的冤枉就在这里!当时门上沈彩泉跑上来跟我说:‘怎么会是烟毒?
下毒药当然是下砒霜,哪里会用乌烟?你再看看,肚皮上发青发黑,也是砒霜中毒的样子。’我说:‘砒霜中毒,七窍都会流血,恐怕不是。’沈彩泉还说是砒霜。他是刘大老爷面前得宠的人,我只好照他的话,喝报砒毒。”
这段口供,刚毅听得很仔细,而且还关照录供的书办,只字不可遗漏。不过砒毒是毒,烟毒也是毒,如照沈祥所说,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似乎已无疑问。然则,鸦片从何而来?如何到得葛品莲口中?是有人硬灌,还是他自己厌世服毒?疑云重重,案子变得更复杂了。
刚毅定神想了一会儿,要言不烦地问道:“你认为葛品莲是中烟毒而死,有哪些个证据?”
这一下将沈祥问住了。当初认作烟毒,一半出于揣测,要问证据,只记得一样:“尸首软而不僵。”
“还有呢?”
沈祥思索了一会儿,又想起一样:“指甲发青发黑。”
“就这两样吗?”
“是!”
“那么,如果是中的砒毒,指甲会不会发青发黑?”
“会。”
“原来凡是中毒,指甲都是青黑色,照此说,这算不得是中了烟毒的证据。”
刚毅将摆在手边的《洗冤录》翻开来,看目录上并无有关烟毒的叙述,不免奇怪——这就是他少读书之故,不知道鸦片在宋朝还未传入中土,而《洗冤录》却是宋人的著作。
不过,《洗冤录》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银针探喉”。当即问道:“你用银针试过没有?”
“试过的。”
“怎么样?”
“有一点点黑。”
“只有一点点黑?”
沈祥没有听懂那个“只”字,答一声:“是!”
“这就不对了!”刚毅对例案很熟,记忆力也很强,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服鸦片自杀的案子,以彼例此,找得漏洞,“烟毒而死,说来都是自杀,要吞好些大烟,才能送命。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总有剩下的,银针一试,一定很深、很深的黑颜色。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你当仵作多少年了?”
“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
“这样说,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你才当了半年仵作?”
“是!”
“那就怪不得了!”刚毅得意地说,“我倒考考你,银针探喉之前,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
“小的,”沈祥嗫嚅着说,“小的不知道。”
“银针探喉以前,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
沈祥越发惊惶了,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有听说过。”
“唉——”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一半也有些做作,是表示他的得意,“你这样子胡闹,真正是草‘管’人命!”
他又念了个白字,误“菅”为“管”。不过沈祥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
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退堂以后,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但以手头另有案子,这两天的审问,始终不曾参与。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也问问他的意见。
于是,又将林拱枢请了来,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林拱枢听完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一问,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杨乃武曾否指使,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似乎并无疑问。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若非砒毒,则杨乃武毫无干系,就不辨而自明了。
“如果是死于烟毒,则案中有案,另起波澜!”
“果真有此案中之案,恐怕很难水落石出。时间隔得那么久,从何查起?”翁曾桂搓着手说,“案子可能很棘手,如之奈何?”
“我看,”刚毅却很乐观,“连烟毒都不是。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还没有听说过。大烟味苦,上口就知道,怎么害得成?”
“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可是,”林拱枢质疑,“第一,何以厌世,是不是有何冤屈?第二,为什么用大烟?先祖遗志未达,至今毒逋天下!”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顺便发两句感慨,“烟膏也很贵,葛品莲就要自杀,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第三,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不会像打摆子那样,浑身发冷。”
“是的!”刚毅接口说道,“银针探喉,未用皂角水洗过,发一点点黑,不足为凭。据仵作所供,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疑似烟毒而已。总之,证据薄弱,情理不通,烟毒之说,可以不论矣!”
“那么!”翁曾桂问,“是不是再追究砒毒?不是砒毒,中的是什么毒?”
“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林拱枢说。
“莫非,”翁曾桂笑了,“真的如那‘乌花郎中’所说,是痧症?”
“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痧症种类很多,俗语所谓的瘪螺痧、绞肠痧、吊脚痧,夺命都在顷刻之间。”
话虽如此,到底只是可能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发病之初,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都不懂医药;唯一能鉴别病症的,只有一个“乌花郎中”,却反不在人世了。即使在世,能够传案作证,亦不见得一定确实,因为这个医生,手段既不见得高明,又未经详细诊断,说的话未必可信。
因此,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只是既非砒毒,又不似烟毒,是何种毒物?很难研求。这一来,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
这是林拱枢的见解,翁曾桂也同意了。“好吧,”他说,“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为什么’!”
“第一是门丁沈彩泉,”刚毅问道,“为什么仵作说烟毒,他要说砒毒?”
“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林拱枢说,“非如此,不能在这场官司中,大大地弄些好处。”
“想弄谁的好处?穷家小户,哪里来的油水!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
“这不用说,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翁曾桂说,“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宿怨甚深。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
“照这样说,第一,是蓄意造成冤狱;第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才敢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干涉仵作。”
对于刚毅的看法,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林拱枢比较率直,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子良兄,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倒也未必;不过,心有所蔽,眼就不明了。只看他对杨乃武并未刑求,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就可以知道,并无一手遮尽耳目,锻炼成狱的打算。”
“他在县里没有刑求,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毕竟要学政做主,事未定局,不敢用刑。”
“话是不错!”林拱枢说,“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这样做法,相当鲁莽,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从容部署,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
所以‘蓄意’之说,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
“我有同感。”翁曾桂很恳切地说,“子良兄,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便有了成见,以至于一步错一步,如入泥淖,越陷越深。今天我们重审此案,亦不宜有丝毫成见,横亘胸中,不然,只怕难求真相。”
刚毅气量很狭,听得这番话,心里不大舒服,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翁曾桂性情平和,见此光景,不免失悔,为了弥补感情起见,便改换口气,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说他目光如炬,折狱精到,而又熟于律例,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
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提出一个建议: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
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可是现任的县官,除非解职听勘,不能传案对质;而县官解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专折奏准不可。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等爱仁堂的人一到,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此时有所行动,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徒劳周折犹在其次,打草惊蛇,更为不智。
杨乃武终于解到了。提堂之日,是个艳阳天,因而刑部上上下下,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
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他本来生得俊美,在狱中三年,难得晒阳光,所以皮肤格外地白,益显得温文儒雅。加以此行,昭雪有望,心情大宽,脸上总带着微笑,十分可亲。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还有人说: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
不过,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一条腿已经瘸了,内伤太重,每逢阴天,浑身酸痛,彻夜不安。可是,比起昭雪沉冤,得保活命,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
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
这段内幕,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感觉自然不同。“翁老爷,”他说,“三木之下,不但何求不得,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又动大刑,所以自诬的口供,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真人真事,或许还有记忆不清、细节含糊的地方;假编的‘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地有时,首尾俱全,枝叶分明,而究其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率尔定谳,乃武死不瞑目。不幸的是,爱仁堂店东,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
这就有内幕,翁曾桂问道:“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
“爱仁堂姓钱。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为了求其逼真,捏称名叫钱宝生。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钱某怕官,更怕讼累,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沉冤至今。现在蒙皇上天恩,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想想说实话不可,不说又不行,左右为难之下,上吊而死。推原论始,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实在是我害了他!”
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声似山崩,泪如河决,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真所谓“暨伤逝者,行自念也”。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一泄悲愤。
这就没法儿再审了。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即令收拾涕泪,而胸部抽搐,喉头哽噎,亦无法说话。
倒不如暂且退堂,等他息一息再说。
杨乃武一收监,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他这一哭,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原来认为他冤枉的,自信更深;而存疑不置可否的,一变而为同情。因为这副眼泪,假造不来;这般激动,更非做作。
不但旁观者如此,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到下午再秘密提审时,翁曾桂格外体恤,本来叫他站着回话,由于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为给了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
“你说刘知县、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是怎么回事?”翁曾桂问,“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当初传唤时,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包揽诉讼,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乃武所供并不实在,但有意要弄假成真,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在门房里硬吓软骗,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谕单’给他。是故,在浙江一审再审,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这一次,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亟应传案讯究。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全案完全推翻,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不准他说实话。钱坦良心不安,唯有一死了之。”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犹复余勇可贾,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明鉴,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何用自杀?”
听到最后,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怪不得说他是刀笔,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
可是,“这些情形,你人在狱中,”翁曾桂问,“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一问,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当然不能说实话——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詹善政便作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海轮上的“买办”,将案发以后,三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读完随即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他说,“海行途中,也听好些旅客谈起,说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大致是弄清楚了,但动机却犹不明。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
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开口便问:“杨乃武,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
这一问很厉害,杨乃武心想,说了实话,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得心虚,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关系不浅,因而迟疑未答。
“说啊!”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
杨乃武一急之下,逼出一个计较,不全真也不全假,只说一半。“是有的!”他这样回答,“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刘大少爷结怨之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番话答得很得体,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刚毅自不便再问,“那么,”他问到刘锡彤,“如说县官是陷害你,总有个原因。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好!那么我问你答。”刚毅问道,“可有索诈的情事?”
“至乃武入狱为止,并无其事。”
“以后呢?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
“乃武亦不知道。”
“莫非你家里的人,没有告诉过你?”
“乃武没有见过家人,只起解的时候,遥遥相望而已。”
这是假话,但无可驳诘。刚毅心想,既非索贿,自是报复,便又问道:“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常常包揽诉讼,可有其事?”
“包揽诉讼的是陈湖。”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
“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地说,“你得罪过县官没有?”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你倒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
“曾传乃武到县,当面申饬,警告乃武,不得惹是生非,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革了乃武的秀才。”
由这番供证,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但也因此之故,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逐一研讯。
“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跟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打了妻子一顿。这话,你是眼见,还是耳闻?”刚毅又问,“你的意思,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
最后这一问很厉害,也很重要。外间原有传说,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而由桂金下的手,连小白菜都不知道。而杨乃武的亲供,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为本夫撞见,两者之间,蛛丝马迹,不无关联。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乃武上来,你不要开口!等我问你,你再说。”
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杨小桥一看,两只眼就睁大了。越看越困惑,双眼乱眨,便待呼喊,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
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结案是有限期的,到得拖无可拖,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
“两位的做法,都是正办,不论哪一种做法,最后都可以做通。不过,旷日持久,未免吃力。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对症发药,则事半而功倍,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
“能有最圆满的结果,自是求之不得。”林拱枢答说,“想来成竹在胸,何不见示。”
“此案的阻力,一是牵涉及于大员,本案一翻,杨制军、胡学使,皆有未便;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本部堂官,亦有顾忌。”
“是,是!症结是了然了。请问,如何因势利导,对症发药?”
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想了一会儿,含蓄地说:“自下而上办不通,就只有自上而下了!”
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迫使桑春荣就范。这个想法很好,“可是,”
林拱枢说,“做起来不容易。”
“缓缓图之,急亦无用。”
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林拱枢与刚毅,亦约略有所意会:他有个两朝帝师,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是当朝的红人,必有斡旋之力。
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是非之心是有的;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如今各种证据,在证明他驳得不错,当然要尽力支持,才能实现初衷。
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自平定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自己练兵、自己筹饷、自己用人,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锡彤祸福所系,或者会异想天开,移花接木。倘或出了事,必不为清议所谅解,而朝廷亦必有处分,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
杨昌濬此时的气概,已非昔比,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因此,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当面交付。
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刘锡彤颜色大变,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说他只是暂时解任,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并非到案被讯,大可放心。
这个宽慰的说法,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自己另找公馆。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当天就接了事,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交代两件公事: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第二件是看管陈湖。
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提解之前,先要加封,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由袁来保监视着,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同时派定差役,轮班看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虽然,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大足以鼓舞人心了。
至于陈湖,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新知县对他很客气。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
“陈先生,”有人问他,“听说刘知县革职了?”
“不是革职,是解任。”陈湖答说,“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
“为啥暂时不当呢?”
“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
“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
“何以见得呢?”
“三年多,皮肉都烂光了。”
“可是骨还在啊!”
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验毒本就重在验骨,他不能说,时隔三年,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如果这样说法,他人反问一句:你又不曾眼见,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那时无话可答,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因此,他笑笑不答。
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接着又问:“陈先生,都说爱仁堂的老板,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可有这话?”
“哪里来的这话,跟我毫不相干。爱仁堂姓钱的,弟兄两个,老大死了,老二还在,你们倒去问问他看!”说到这里,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狠狠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你简直胡说八道,混账之极。”
就这时候,走来县里一个差人,拍拍他的肩说:“老陈,到衙门里去一趟。”
这一下,不但陈湖,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县里的差人,一向称他“陈先生”或者“陈大爷”,至少也得叫一声“陈秀才”,何以此刻管他叫“老陈”呢?
众目睽睽之下,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便将脸一沉,气冲冲地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那差人也变了脸,似乎对陈湖的态度,颇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愣了一下,暴声说道:
“姓陈的,你神气什么?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知趣的,乖乖儿跟我走;如果不知趣,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马上’那样,县衙门里随你直进直出,你就错了!走!”
陈湖一听“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这句话,顿时矮了半截——别人不明白,他心中有数,“一报还一报”,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诚如所言,自己如果不知趣,一条铁链子一抖,套在头上,拉了就走,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
念头转得很快,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他已自找台阶而下,“走就走!”他霍地站起,“我倒不相信,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
说罢,开步就走。那差人冷笑一声,跟在他身后监视着。陈湖的步子很从容,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他很坦然,并没有开溜之意。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他才站住脚有话说。
“老哥,恕我眼拙,你贵姓?”
“我亦姓陈。”
“啊,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好说了。”陈湖拉过表情,用商量的语气说,“陈头,我们商量件事,我先回家通知一声,行不行?”
“不行!上头立等回话。你快走吧,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何必多跑一趟。”
这是骗他的话,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到得县衙门,先在班房落座。往日到此,不管书办、捕快、皂隶见了他,多尊称一声“陈大爷”,敬烟倒茶,客气得很;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谁也不睬他。
见此光景,陈湖冷了半截,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不必再讨没趣,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儿,原差来唤:“跟我走!”
一直走到花厅,这是他极熟的地方,不过,昔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一进花厅,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见大老爷磕头!”
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公门中人,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
话虽如此,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晚生陈湖,参见老公祖!”
新知县人很平和,平静地答说:“听你的口吻,还以秀才自居。陈湖,你的秀才革掉了,公事已经到县。”
“噢,噢!”陈湖心乱如麻,明知该下跪见礼,但两条腿木强万分,就是弯不下去。
幸好,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只问:“你的号叫竹山?”
“是!不过,”陈湖恭说,“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只要你是陈湖,号竹山就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
“不知道。”
“好!我让你知道。”新署知县喊道,“请袁大老爷!”
于是,袁来保被请了出来,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然后告诉他说:
“刑部有公事,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情节确凿无疑,所以革掉你的秀才,解到刑部,归案审办。”
听得这一说,陈湖才知事态严重,顿时觉得头上冒汗,“这一说,”他问,“我变了犯人?”
“一点不错!”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
“是,是!”
“大老爷,冤枉!”陈湖极口喊道,“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案情缘由,全然不知,若说其中有弊,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
“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
“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陈湖问道。
这一质问,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因为谈情节,论责任,沈彩泉比陈湖更重,陈湖是犯人,沈彩泉又何能不是?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文,只提陈湖,未提沈彩泉,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不过,上谕中有“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拘解送部”的话,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而在处置上,却有犯人之实。
这样一想,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当即答说:“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并不能置身事外。”
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他知道争亦无用,袁来保并非问官,只是奉命拘解人犯,自己是否犯罪,唯有到刑部申辩。反正由余杭县到京,这趟苦头是吃定了。
收押了陈湖,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派人看管沈彩泉。这件事很容易办,不必传沈彩泉,只交代刑房书办,沈彩泉虽非犯人,但奉旨“押解送部”,所以不能不看管。倘有疏虞,不是寻常事故。责成刑房书办,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日夜派人看守,防他畏罪自尽,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
所谓“为人谋害灭口”的这个“人”,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砒毒之说,即由他而起。此人一死,再无对证,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减轻责任,所关不细。
陈湖下监,沈彩泉被严密看管,刘锡彤益发自危。不过,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启程之日,百姓围观笑骂,这场羞辱,一想起来,便觉心悸。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讨个方便,让他悄悄先走,在省城等候袁来保,看是如何北上,再作商量。
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的性情,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倘或到了省城,出何差错,自己的责任不轻。难的是这番顾虑,不便明言。
不过,他在浙江官场有“能员”之名,做事既稳妥又漂亮。多想一想,便有了计较。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
“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多一份开销?”刘锡彤苦笑道,“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
“那太委屈了。”袁来保说,“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就在舍间下榻好了。”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万万不敢打扰。”
“刘大哥见外了!患难相扶,要朋友做什么呢?”
穷途末路之际,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又是一口一个“刘大哥”,真有感激涕零之感,觉得再要推辞,便是不通情理,当即一躬到地,抬起头来时,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刘大哥,不必如此。”袁来保说,“这样,我想明天上午动身。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最好天不亮就走,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
“好,好,准定如此。”
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一叶轻舟,悄然发航。袁凯名为陪伴引导,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监视着刘锡彤,到了杭州,在袁家暂住。刘锡彤送了一份礼,东西不多,但极贵重,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
傍晚时分,袁来保也到了。回家之前,已办了好几件公事。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连同陈湖、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第二件是谒见藩、臬两司复命,决定尽快启程进京。
“刘大哥,”他说,“尸棺笨重,起旱不便,只有走水路,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冬天水浅,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
“是!”刘锡彤说,“有一年,我公差过京,也是冬天由水路走,实足走了七十天。”
“水路很辛苦。沿路又有公事交代,麻烦得很。所以我跟上头说,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请另外派人陪着,由上海经海道进京。哪想到,上头另有意见。”
“噢,”刘锡彤急急问道,“上头怎么说?”
“说是上谕,着刘某人跟同监验,这样就该人不离棺,棺不离人。不然,检验的时候,如出了什么疑问,刘某人说,尸棺长行,他没有在一起,或许是掉了包,亦未可知。那不是麻烦?”
“哪有这样的事?”刘锡彤气冲冲地说,“真把我看成什么人?”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得其所哉!”袁来保微笑着说,“漫漫长途,旅况寂寞,得有老兄做伴,一路聊到京城,那是太妙了!”
听这一说,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急忙答说:“正是,正是!我是因为大府苛刻,一时气昏了,竟忘了经随老哥,畅叙到京,亦是一桩乐事。”
于是,商谈旅途的细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而“提解”人犯,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有极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章叫作《递解人犯通例》。像这一案,既是钦命提解,又指明说派员押解,与寻常只派官差“递解”不同,适用“解送紧要官民重犯”之例。至于解送尸棺,如何处置,虽无明文规定,自然亦是比照“重犯”办理。因此,袁来保向藩司陈明,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八名兵丁,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一共十三个人,都归他指挥差遣。
解送人犯,亲属照例可以同行,当然是自己花钱,不但沿路食宿自理,而且还得供应官差,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押解归案,这趟解送的差使,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可是,这一次的差使,情况很特殊,犯人只有陈湖一个,沈彩泉只好算半个,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此外只有一具尸棺,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
刘锡彤久任州县,此中曲折,十分明了。照整个情况,事由己起,陈湖的境况并不好,且有个儿子随行,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已很费劲,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想来想去,自己义不容辞,但亦不肯全解私囊,写封信给署任知县,表示自己解任赴京,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尸棺笨重,须多用人夫照料,要求多拨差费。
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但离任以后,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否则是相应不理的。不过,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解任听勘,照例并不开缺,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但就此时来说,他仍是余杭县在任,所以要拨差费,无可拒绝,拨了二百两银子。
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打成银票,用红封套封好,亲自送给袁来保。有此一番“意思”,自然更蒙礼遇,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坐卧都在一起,俨然两名押解委员。
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与把总称兄道弟,混得极熟。陈湖可就不同了,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而且加上手铐,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境况亦很凄惨了。
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当天到了海宁,泊舟过夜。照定制,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
泊舟之处是个小镇,虽属海宁州管辖,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所以,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勘合”与“火牌”以外,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得到信息,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人犯寄监,尸棺加封条,随从的膳食,都不用袁来保费心,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
“刘大哥,”袁来保很诚恳地说,“一起去看看老余。”
“不,不!”刘锡彤连连摇手,“你一个人请吧!我跟余大令不熟,未便作不速之客。”
“那有什么要紧?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莫说彼此同官,就是不相干的人,只要我带了去,他亦一样竭诚招待。”
“是,是,多谢盛情。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
“何必固执?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没有这个道理。”刘锡彤不安地说,“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老兄这样客气,就是见外了。”
“不是客气。讲好做伴同行的,我一个人去逍遥,留下你在船上,于心何安?”
照道理说,袁来保如此坚持,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但他实在有隐衷,让袁来保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
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这是他痛心之事,最好不谈,但如筵前提起,不能不答,而以身份尴尬,措辞颇为不易。
“老兄倒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盛馔当前,亦难下咽。结果呢,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而我在那里受罪。何苦来哉?”
这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得相当坦率。袁来保深为同情,当即抱歉地说:“刘大哥有此苦衷,我竟不曾想到,是我的疏忽。既然如此,我谢绝了他。”
“不,不!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你还是应约的好!”刘锡彤拱拱手说,“只望谈到杨案,替兄弟略留余地。”
“言重,言重!”袁来保想了一下说,“好,我就去一趟。”
上岸坐轿到石门,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加上宴叙的时间,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谁知刚刚起更,袁来保就回来了。
“何以如此之速?”
“我坐得一坐,就告辞了。”袁来保答道,“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有刘大令同行,我邀他来,他不肯。只想早点回去,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我有个法子,不如拿食盒盛了,让我带回去,跟刘大令一起享用。老余当然同意,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
刘锡彤大为感动,“老兄这样子待人,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可是,”他说,“我又不懂,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
这话问得很率真,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第一,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忧急羞愤,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就得百端譬解,多方抚慰,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第二,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第三,是上峰交代过,要多加照应。而最重要的是第四,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这座靠山很硬。倘若无事回任,他自然感恩图报,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或者罪名更重于此,但一路照料之德,他是不会忘记的。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心里亦会感动,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
这四个原因,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只笑笑说道:“刘大哥,你何必这么认真?四海之内皆弟兄,何足挂齿?”
“不然!不然!世态炎凉,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我又何能不认真?”
“算了,算了!刘大哥你不必再说,再提就见外了。”
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好!我就不提,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
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好办,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自己跟刘锡彤住客栈。差官兵役,让他们搭“回空”的漕船回去。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
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多停一两天不要紧。袁来保泊舟已停,上岸去拜访州判,亲自投文。那位州判姓赵,恰好是安徽小同乡,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彼此以“老表”互称,话就好说得多了。
“老表,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通州这个码头,南来北往,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像你这一趟,却是初见。”赵州判说,“京城里规矩大得很,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找你的麻烦!”
“说的是!”袁来保笑道,“总算我五行有救,遇着你老表,这没啥可说了,一切仰仗!”说着,拱拱手作了个大揖。
“当然,当然,我替你想办法。”赵州判说,“城里不准进棺材,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除了梓宫,哪怕亲王死在京外,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像你的这口尸棺,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人交何处,棺材抬到哪里?回来我替你找伕子,再派八个兵送了去,一趟头都把它办妥。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比我自己想得还好!”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陪着袁来保进京,直投刑部浙江司,由林拱枢接见。看过公文,听明来意,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很会办事,不过,尸棺停在何处,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
“老兄知道的,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照例通知大兴、宛平两县办差。”
林拱枢停了一下说,“老兄这趟公事,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你先找地方官,办不通再想法子。如何?”
“见教甚是!地方官当然要找的,没有地方官验印,也交不了差。不过,我有个想法,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说出来请阁下指教。”
“是!是!请赐教。”
“我先请问,开棺检验之日,刑部各位大人,是不是要到场?”
“当然!钦命案子,本部六位堂官,都要到场的。”
“检验以后呢?是不是当时就审?”
“是的。当时就要审问。”
“既然如此,得要找一个大地方。”袁来保说,“阁下请想,六位堂官,就是六张公案,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地方小了,转身不开。而且,此案人犯众多,再加上开棺检验,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上笼蒸骨。那得多大一块地方?”
“啊,啊,说得是。”
“还有,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这一趟,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里面小了不行,外面四周也得空旷,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
“嗯,嗯!老兄想得很周到。”林拱枢踌躇着说,“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钦命案子又有限期,似乎非着落在大兴、宛平两县头上,上紧去找不可。”
“阁下既是如此打算,我倒有个想法:尸棺挪动亦很麻烦,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省得移来移去,徒费周折。”袁来保又加了一句,“这是两便之事。”
的确,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林拱枢明知这是袁来保怕大兴、宛平两县推托敷衍,害得他不上不下,进退维谷,所以想借刑部的势力压迫两县就范,而仍旧心悦诚服地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一半也是佩服袁来保为人设谋,亦能尽心。当即约定,让袁来保将陈湖、沈彩泉先解送到部,尸棺暂时摆在通州船上,等找好地方再说。
袁来保一辞出,林拱枢立即动手办了一通下行宛平、大兴两县的“札子”,说明钦命提解葛品莲尸棺,业经到京,着即觅妥宽敞地方,以便开棺检验,刑部大审,并限两日内具报。
办好公文,才去找到翁曾桂与刚毅,一起上堂回禀,然后派一名得力书办,带着札子到大兴、宛平两县去接头。
到得第二天便有结果,挑定的地点是朝阳门外的海会寺。于是袁来保托赵州判雇人将封条重重围住葛品莲尸棺,抬到海会寺,由林拱枢派一名当办,四处细看棺材接缝之处,毫无异状,方始验收,发交大兴县所派的差役看守。
陈湖与沈彩泉是早经收狱的,刘锡彤虽非犯人,但为证人,亦须到案待质,因而林拱枢要他具一张结,说明现寓东河沿理源客栈,自愿随传随到。
“这张结我不能具。”刘锡彤一口拒绝。
“噢,”林拱枢很客气地问,“乞道其故。”
“上谕上只说,跟同检验,开棺的时候,我到场就是。”
这也是个理由。林拱枢心想,反正人已到了京里,总有办法让他就范,当即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强人所难。不过,兄弟有句话声明在先,此刻,我们是商量着办,将来要召请贵县到场时,恐怕不会这样子客气了。”
刘锡彤虽是老州县,熟谙公事,但对部中办事的规制,却不甚了了,所以无法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心里只是在想,反正奉旨行事,就绝不会错。
“你叫沈彩泉?”是由刚毅主审。
“是!”
“你在刘大老爷那里几年了?”
“前后七年多。”
“你管些什么公事?”
“门丁嘛!”沈彩泉说,“无非收发之类的公事。”
“刘大老爷信任不信任你?”
“信任。”
“呃!”刚毅问道,“为什么?”
“因为小的公事上头很谨慎。”
“好!”刚毅讥嘲地说,“刘大老爷总算运气不错,用着你这么一个好门丁。”停了一下,他又问,“陈湖你认不认识?”
“认识。”
“他是不是常到县衙门里来说合官司?”
“那倒不大清楚。不过,是常到衙门里来,因为他懂医道,上房里太太、少奶奶有点不舒服,总请他来看。”
“照这样说,陈湖穿房入户,跟刘大老爷的交情很深啰?”
沈彩泉突然警觉,这是题外之话,自己说得太多了,犯了言多必失之戒,因而答说:“跟刘大老爷交情深不深,小的不知道。”
“嗯,嗯!”刚毅问道,“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是哪个来告的?”
“是葛毕氏的婆婆沈媒婆来告的。地保陪了来,说她儿子死因不明,请县官相验。小的叫她补一张状子,当时就送了上去。”
“沈媒婆的状子准了没有?”
“人命报相验的案子,没有不准的。”沈彩泉答说。
“相验的时候,你跟了去没有?”
“跟了去的。”
“是不是每一次县官相验,都是你跟了去?”
“是。”沈彩泉又补了一句,“刘大老爷差不多每次都叫我跟去的。”
“为什么非要你跟去不可呢?”
“因为上上下下联络,都要找我。”
“这样说,”刚毅特意钉着问,“你是一把抓?”
“也不敢说一把抓。不过,大老爷还相信我就是。”
这是第二次提到刘锡彤对他信任有加。刚毅心想,刘锡彤是奸猾老吏,又自恃靠山,而目前只是解任,尚未革职,仍有官符可资凭借,以致相当难制。倒不如先在他亲信身上,将案子结结实实地追一追,到时候教他毫无遁饰的余地,便可一讯而服。
这样转着念头,便大兜大转地先不问相验的情形,由有关的人犯问起:“余杭县的仵作叫什么名字?”
“叫沈祥。”
“只有他一个吗?”
“原来有两个。”沈彩泉说,“一个告退了,没有再补,只好由沈祥挑大梁。”
“挑大梁?”刚毅问道,“意思是说他不大挑得动?”
这一问,沈彩泉初次出现了迟疑的神色,想一想答说:“沈祥是学习仵作升起来的,没有经手过多少案子,本事差一点。”
“只怕有些地方,还没有你懂得多?”
这是故意套他的一句话,沈彩泉很乖觉,立即否认,“不,不!回老爷的话,我没有学过,”他说,“验尸我不懂。”
“既然你不懂,怎么知道他本事不好呢?”
“是听别人说的。”
“谁?”
“原来的老仵作。”沈彩泉答说,“也就是沈祥的师父。”
“他怎么说?”
“他说沈祥本事没有学到家,常常看走眼。”
“如果是这样,县官审命案不就常常审不清楚了吗?”刚毅作个补充解释,“譬如上吊,常常有人把尸首移到仇家那里,好诬赖人家。如果相验不真,官司不就难断了吗?”
“这,这种情形倒没有过。”
沈彩泉的回答很巧妙。刚毅是举个例,而他只就例子来作答,避重就轻,将难答的话避开了。刚毅因而有所警觉,此人亦不易对付,须得格外小心。
于是,他突如其来地问:“杨乃武你认不认识?”
一听他说,沈彩泉似乎有些慌张,“认识,认识的。”他点点头,“因为杨秀才在余杭县很有名气。”
“杨乃武是不是常常到县衙门里来?”
“不大来。”沈彩泉摇摇头,“很少。”
“在你们余杭县,都说杨乃武是个恶讼师。可有这话?”
“听说过。”
“照你看呢?”刚毅问说,“杨乃武算不算恶讼师?”
沈彩泉不即回答,是在思索的神情。刚毅心想,必是在想杨乃武的劣迹,会举一两个详细的例证。
然而不然,沈彩泉的回答是:“我不大清楚。”
显然的,这是经过考虑,认为以不多事为妙,所以这样答供。刚毅是决心要探索刘锡彤跟杨乃武结怨的原因,便又问道:“杨乃武替人进的状子多不多?你是门丁,凡有诉状都经过你那里,一定知道,要说实话。”
“是!说实话,不太多。不过——”沈彩泉突然住口。
这是他失言了,刚毅岂肯放松?立即钉着问:“不过什么?”
“不过,”沈彩泉只好实说,“都是很大的案子。”
“很大的案子?”刚毅问道,“这就是说,不是命案,即是盗案?”
“盗案很少,命案也不多。”
“咦!那么是什么案子呢?”
“大多是很麻烦,很难审的案子,像几十年争财产的老案,公公告媳妇忤逆,媳妇又说公公‘扒灰’,这种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的案子。”
“什么叫‘扒灰’?”刚毅不解地说。
“就是,”沈彩泉很吃力地解释,“就是公公爬到媳妇床上。”
“噢!”刚毅心领神会地笑了,“杨乃武专门管这种很麻烦的案子,那么官司是胜的多呢,还是败的多?”
“胜的多。”
“为什么?”刚毅问道,“他是不是私底下托了人情?”
“没有。杨乃武从来不托人情的。”
“那么,官司怎么胜的呢?”
“他的一支笔厉害。明明没理的事,偏偏他讲的歪理就驳不倒。”
“你们大老爷举人出身,人很能干,又是多年州县官,经过手的案子不知多少。难道就驳不倒他?”
“是啊!就是驳不倒。没法子,只好算他那面赢。”
问到这里,刚毅了然了。杨乃武是很厉害的刀笔,而又自负其笔如刀,不大买刘锡彤的账。而像争产,以及“新台之丑”之类的案子,必有一方到县衙门去活动打点,而往往因为杨乃武的刀笔,使得刘锡彤想帮忙帮不上。换句话说,杨乃武挡了刘锡彤的财路,这可能是结怨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便问到相验的情形了。刚毅的第一句话是:“葛品莲是不是中毒死的?”
这话问得沈彩泉一愣,心里想回答:“是的!”但话到嘴边,及时醒悟,改口答道:“回堂上老爷的话,我不是仵作。”
这总算他脑筋清楚,可是刚毅是盘算好的,话中正反皆有陷阱。如果沈彩泉答一声:“是!”他就会驳问:“你不是仵作,怎么知道葛品莲中毒而死?”而照此回答,刚毅却又有话可驳。
“既然你不是仵作,为什么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下沈彩泉才知道上当了。心想这话赖是赖不掉的,当时与沈祥争执,声音很大,在场的人如葛、毕两家的亲属,共见共闻,都会作证。然则,这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快说!”刚毅喝道,“从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
这是以用刑威吓,沈彩泉当然有些怕,心里亦就更急。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有句话可答。
“是的。我说过是砒毒,也跟仵作沈祥争过。不过,”他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验尸的时候,沈祥喝报:‘七窍流血。’如果是烟毒,不会七窍流血。所以我跟沈祥说:‘你不好瞎七搭八,前言不符后语!七窍流血,不要中的是砒毒?’我是提醒他仔细,并非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话言之成理,使得刚毅颇有意外之感。翻开案卷,看一看沈祥的供词,随后又问道:“那么,沈祥怎么说呢?”
“沈祥说是让他再验一验,验下来果然是服毒而死。”
“没有说砒毒?”
“没有。”沈彩泉紧接着说,“用砒霜毒杀的话,是葛毕氏自己供出来的。”
“葛毕氏作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场?”
“在。”
“她怎么说?”
“她说,杨乃武拿给她一包毒药,叫她分几次给葛品莲服下去。她问杨乃武是不是砒霜,杨乃武不响。”
“意思是承认了?”
“是的。”
“我问你,葛毕氏说这话是在动刑以前,还是用刑以后?”
“用刑以后。”
“用的什么刑?”
“记不得了。”
刚毅突然发怒,大声说道:“来啊!拿棒子打!打到他记得为止。”
沈彩泉知道自己话说错了。当时在场,能记得葛毕氏说的什么话,会记不得她受的什么刑?这话未免说不过去。
因此急急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想起来便可免打。沈彩泉实说,小白菜是上了拶指以后,方始供出砒毒。其实,州县官作威作福,有理无理,对犯人上了刑再说,也是常有的事。如今经沈彩泉这样先隐瞒,后吐实,弄巧成拙,反显得欲盖弥彰,等于告诉他人,小白菜经不起苦痛,信口诬供,不足为凭。
这一段情节,过去反复推究,原已明了,此刻不过更作一番求证而已,关系不大。刚毅觉得最需要弄明白的是,刘锡彤跟杨乃武之间的恩怨。报复固为刘锡彤时刻在心的念头,但此人有贪墨的名声,而杨乃武从刀笔上挣来的不义之财,亦复不少。既然如此,刘锡彤就很可能抓住把柄,想大大敲杨乃武一下,只为所欲未遂,而案子放开去却收不拢,可又有许多漏洞,于是不断弥缝,便不断扩大,以至于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他觉得自己这个设想,是很合理的。要求证不妨从沈彩泉开始。想停当了便问:“杨乃武是什么时候传唤到案的?”
“记不太清楚了。”沈彩泉答说,“大概是在葛毕氏招供以后不久。”
“传唤是怎么个情形?”刚毅说道,“那时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你们大老爷对他应该比较客气,是派人去请他到县衙门里来说话呢,还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杨乃武来了没有?”刚毅问,“是马上就到,还是隔了一段时候才来?”
“是坐轿子跟着差人来的。”沈彩泉答说,“跟刘大老爷在花厅里见的面。”
“你在不在场?”
“在场。”
“刘大老爷说些什么?”
“刘大老爷把葛毕氏的供状拿给他看,问他怎么说,”沈彩泉回忆了一下说,“杨乃武不承认,不但自己不承认,还怪刘大老爷不该对女人用刑。样子是很回护葛毕氏。”
“啊!”刚毅很注意地问,“刘大老爷怎么样呢?”
“刘大老爷很生气,马上就端茶碗送客了。”
“没有什么要收押,或者要他交保的意思?”
“没有。”
“有没有另外派人去看他,劝他说实话等?”
“恐怕没有。”
“怎么叫恐怕?”
“因为,”沈彩泉说,“因为我不晓得。也许另外派了人去,也说不定。”
刚毅想了一下问:“那么,杨乃武的举人是怎么革掉的呢?”
“是刘大老爷亲笔做的公事,派人到省城里去见学台。”沈彩泉答说,“事情办得很顺利,大约三四天工夫,就把批回带回来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毫不经意地说,“当然用不着客气了!”
“你是说对杨乃武?”刚毅问,“是怎么样的不客气?”
“当他老百姓一样在大堂问案,杨乃武要跪下来答供。”沈彩泉说,“不过三四天工夫,刘大老爷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在这三四天里,刘大老爷有没有派人去看过杨乃武?”
“不敢说,大概没有。”
“那么,”刚毅问道,“杨乃武呢,有没有托人来跟刘大老爷说情什么的?”
“那是不会有的事!”沈彩泉很快地说。
照他的语气,可以猜想得到,杨乃武对他的这位父母官是颇为傲慢的。看起来刘锡彤这样对他是报复的成分多,索贿的成分少。
于是问到杨乃武受审的情形。沈彩泉说他依旧不肯招认,及至传小白菜却言之凿凿,交毒药不但有时间,还有地点,就在他家后门附近,土地庙后面。
“那么,杨乃武呢,依旧不承认?”
“是的。”
“用刑没有?”
“没有。”
“交保没有?”
“也没有。”沈彩泉又加了一句,“这种案子怎么好交保。”
“起解呢?”刚毅问,“是哪一天解到杭州的?”
“很快。大概只有三天工夫。”
“这三天当中没有再问过?”
“没有。”
“杨家有没有托人出来跟刘大老爷接头?”
“接头!”沈彩泉问,“接什么头?”
这是刚毅问得太率直,照道理说,这样问法,便有故意罗织刘锡彤索贿之罪的嫌疑。所以不便进一步再问,顾而言他。
“全案人犯解到杭州,是谁押解?”
“刘大老爷亲自押了去的。”
“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没有跟去,就不必问他在杭州的情形了。刚毅只问,“刘大老爷是哪天回来的?”
“记不清楚了,没有几天。”
“回来之后,是不是立刻就传爱仁堂的店东到案问话?”
“是!记得是第二天。”
“问的时候,你在不在?”
“不在。”沈彩泉说,“我在门房里,另外有公事。”
“陈湖是在什么时候去看你的?”
“就在问钱老板的时候。”
“陈湖怎么跟你说?”
“陈秀才带了一个后生来,说是钱老板的兄弟,名叫钱恺,为他老兄传到县衙门里,不知道吃了什么官司,不大放心,特为来打听。”沈彩泉想了一下说,“我就告诉他,是为了杨乃武那件案子。杨乃武在杭州府已经招了,砒霜是爱仁堂买的,所以大老爷传钱老板来问。”
“钱恺有没有说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问到要害上头来了!一路上,刘锡彤跟沈彩泉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谈过这一案的“毛病”,都认为钱坦误作钱宝生,是杨乃武下的一招高棋,足为翻案的张本。事到如今,唯有给它来个硬不承认,才能站得住脚。好在钱坦已死,并无对证;而钱恺因病,亦未到案,无从对质,撒谎是不怕拆穿的。
“没有!”他回答得很爽脆。
“没有?”刚毅另有计较,丢开这一节问说,“那么,钱恺呢?怎么个说法?”
“钱恺很着急,说他哥哥是冤枉的。陈秀才就安慰他说,照杨乃武的供单,说在爱仁堂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是去害人,关系不大。钱恺听了这话,像是放了心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很谨慎地说,“陈秀才托我到花厅里去看一看,案子问得怎么样了,我进去一看,刘大老爷已经问完了,叫我把钱老板带下去——”
“慢慢!”刚毅打断他的话,“刘大老爷问完了,对姓钱的总有个结果,是释放、交保还是归案?”
这是不能不说实话的,沈彩泉答说:“刘大老爷是这么交代钱老板的: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只好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那么,刘大老爷叫你把他带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叫你办公事拿他解送杭州府?”
“是的。”
这句话露了马脚,“这可透着新鲜!”刚毅笑了,“有刑房书办,有差役,不管收押也好,办移解的公事也好,管你们门丁什么事?”
沈彩泉知道自己说得口滑,犯了大错,心里懊悔不迭。不过,他的机变也算快,立即答说:“堂上老爷明鉴,各衙门办事的规矩不同。本县刘大老爷对不明事理的犯人,总是想法子开导。当时对钱老板,不交差役收押,叫我带下去,意思是先把利害关系说一说,钱老板如果听劝最好,不听劝,自然照规矩办,拿他交给刑房,先扣在班房里,办公事,派差人,解送到杭州府。这是一定的道理。”
“原来如此!你很会辩。”刚毅对此不作深究,接下去问,“后来,姓钱的听劝了没有呢?”
“听劝了。”沈彩泉说,“是陈秀才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些时候,他兄弟也劝他。这样,钱老板才出了一张甘结。”
“甘结上具的名字叫什么?”
“钱宝生。”
“嗯!”刚毅问,“你们刘大老爷是不是出了一张本案与钱某无干的‘谕单’?”
“是的。”沈彩泉料知瞒不过,硬着头皮答应。
“谕单是谁起的稿子?”
“陈秀才起的稿子,我拿进去给刘大老爷看过,才写了给他的。”
“上面怎么说?”
“记不太清楚了!”这是沈彩泉的实话,“大意是说,这案子与钱老板不相干。”
“怎么叫不相干?”
“不相干就是不会吃官司。”
“嗯,嗯!好。”刚毅问道,“你识不识字?”
“做门丁,自然识字。”
“我也知道做门丁应该识字,不过,你们这班人的花样太多,我不能不问问清楚。你既然识字,拿供单细细看一看,有记错了的地方,要指出来。如果不错,而你以后要翻供,我可不饶你!”
这几句话声色俱厉,沈彩泉不免害怕,因而看供单也就不敢丝毫疏忽,看了又看,提出几处地方需要修改,大致都是将肯定的答供,改为活络的语气。而刚毅也就能从他要求更改之处,猜到他心里顾忌的是什么。
陈湖是由两名差役扶上堂来的。他是肺病复发,这个病俗称“馋痨病”,在狱中想吃这样,想吃那样,狱卒只要有钱,供应周到,而他却是浅尝辄止。每每向人念诸葛武侯的那两句话:“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有人问他:“食少是不错,在监狱里怎么会事繁?”他说,他心里的事很多。
生这种病的人,气息奄奄,而脑筋却很清楚,所以刚毅不敢轻视他是个病人,问话之先,亦用过一番心机。
“你懂医道?”
“是!”陈湖答说,“先世是儒医。”
“这样说,你是家学。”
“不敢!”
“陈湖,我问你,照你看,葛品莲会不会是因病而死?”
“这不敢说。”陈湖从容答道,“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
这个回答在刚毅意料之中,点点头又问:“你跟杨乃武认不认识?”
“认识,很熟的朋友。”
“那么,杨乃武,照你看,为人如何?”
“很能干的人。笔下来得,人也漂亮。”
“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
“这就难说了!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跟他,”刚毅以不经意的语气问,“有没有结过怨?”
“朋友熟了,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过,争过,吵过,也就算了。”陈湖答说,“我不知道杨乃武对我怎么样,在我,我是不记他的怨的。”
“你跟你们县里的县太爷呢?是不是三天两头里往来?”
“刘大令一家大小,有病都是我看。当然,不过伤风咳嗽这些小毛病,如说要请医生,未免过于郑重其事,所以总是打发一个人来,请我去看一看。”
“这样说,你跟刘大令是通家之好?”
陈湖想一想答道:“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趟去,是不是都跟刘大令见面?”
“不一定。不过见的次数也不少。”
“谈些什么呢?”
“无非时局之类。”陈湖答说,“有时也谈谈民生疾苦。”
“那不就是谈公事了吗?”
“这要怎么看?如说我干预地方公事,我不敢,刘大令也不会听我的。不过县官勤求民隐,像我们忝为衣冠中人,当然要为地方上说几句公道话。”
“此外呢?你有没有诉讼之类的事,托过刘大令?”
“有的。”陈湖答得很快,“不多!大致都是受了冤枉的。知道刘大令还看得起我,特为来托。
论起来非亲即故,情不可却,只好替他们跑跑腿。”
这一路下来的供词,无懈可击。在刚毅亦无非只要了解他跟刘锡彤的关系,同时拿他的话跟沈彩泉的供词相互印证,发觉他自己并不讳言跟刘锡彤的交情甚密,反倒是沈彩泉似乎有意要把他们说成泛泛之交。
其故安在?值得玩味。
不过,此时却无暇去细想,翻一翻案卷继续问道:
“葛家第一次进状子,报请相验,你正在刘大令那里?”
“是的。”
“刘大令有没有跟你谈到这件案子?”
“谈到的。”陈湖答说,“刘大令问我——”
“慢点!”刚毅突然打断他的话问,“刘大令是不是常常跟你谈他接到的状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是陈湖所不曾意料到的。一直很畅顺的问答,第一次出现了顿挫。陈湖把他这句问话的用意想明白了,方始答说:“很难得。”
“那么,何以这件案子问你呢?”
“这要问刘大令。”陈湖答说,“偶然之事未可深究。”
“好!题外之话,不必深究。”刚毅很深沉地说了这一句,回入本题,“当时刘大老爷怎么问你?”
“刘大令说:一个豆腐店的帮伙,总不见得会有人谋他的财,怎么会生死不明?必是仇杀!我说,这姓葛的我认识,为人懦弱,从不敢跟人结怨的。刘大令就问我,那么是何原因呢?这时候,唉,”陈湖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我不该多了句嘴,说,姓葛的死因,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他妻子替他惹的祸?刘大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葛毕氏平素的行为,略略说了些。”
这问到紧要地方,刚毅自不容他闪避,紧钉着问:“你说葛毕氏如何?”
“葛毕氏艳名四播,人人皆知,并非我造她的谣言。”
“我不问你是否造谣,只问你当时是怎么跟刘大令说的?”
“我说了些葛毕氏的艳史。”
“何谓艳史?”
高坐堂室的官儿,何能连“艳史”二字都不懂?无非是逼他细说,陈湖大感窘迫,结结巴巴地答道:
“是,是葛毕氏不安于室的传闻。”
刚毅却真是丝毫不肯放松,立即又问:“如何不安于室?”
“说她有外遇。”
“外遇是谁呢?”
“都,都,”陈湖被逼得不能不松口,“都说是杨乃武!”
话一出口,不知是自己感到事态严重,还是逼问太凶,受了刺激,陈湖突然咳嗽不止,接着吐出一口血来。见此光景,不便再问,赶紧将陈湖送回监狱。刚毅又请了典狱的提牢厅主事来,郑重嘱托,说陈湖是个关系极重的人犯,务必为他延请名医诊治,特加照护。
到了第二天,翁曾桂与林拱枢到部,跟刚毅见面,问起前一天的审问经过,也看了沈彩泉与陈湖的供词,都觉得其中的漏洞很多,而且也同意刚毅的看法,陈湖是本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全案的真相,说不定从他身上追索,便可大白。
“陈湖的供词虽不完全,不过,大致已可以想象得到,刘大令本来不知道与杨乃武有关,而是陈湖首先提出来的。陈、刘二人都跟杨乃武不睦,为了修怨,把这件案子架弄在他身上。”林拱枢说,“照这样看,恐怕非请刘大令到案有所说明不可了!”
“也可能是心有成见,以杨乃武平日的声名,必定是主谋。胸有所蔽,就不知道自己一直是往错的路子上走,说起来,也是其情可悯。”
对于翁曾桂的恕词,刚毅并不同意,“不然!”他说,“沈彩泉一切以主人的意旨为意旨。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或者索贿,仅仅是有成见,沈彩泉会提醒主人。此人脑筋很清楚,而且也能左右刘大令。我想,在他身上好好追追,等一切都弄明白了,再找刘大令来对质,大概以一讯而服。”
“对质?”翁曾桂说,“恐怕不行吧!”
“为何不行?”
“身份不侔。”翁曾桂说,“两造对质,不是原被告,就都是被告,刘大令恐怕会有话说。”
“如果他不肯就范,”刚毅说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请堂官出奏,拿他革职归案。”
“这是认定他有罪,须有站得住的证据。”
“当然有——”
“子良,”林拱枢怕他跟翁曾桂发生争执,赶紧拦在前面,“我赞成你的办法,先尽量在沈彩泉、陈湖身上追,将案情彻底弄明白,刘某渎职的证据,自然会出现。只要有了足够的证据,怎么办都可以。此刻也似乎先不必研究出奏这一节。以为如何?”
“好!就照此宗旨去做,先把刘某搁在一边再说。”刚毅接着吩咐值堂的差役,“请提牢厅的老爷来。”
提牢厅的主事一共两名,一满一汉,听得浙江司有公事,不敢怠慢,双双应邀而至。原来六部分曹办事,编制不同,吏、礼、兵、工四部,皆以职掌分司;唯有户部与刑部,以地域区分,大致一省一司,除掌管本省的钱漕或刑名以外,各司皆有所谓“带管事项”。户部广东司,刑部贵州司,带管部员到部分司,及平时点派差使等事,号称为“首领司”,最为神气。
“首领司”之外有“大司”。大司之为大,不一定是由于管大省的缘故,“带管”之事繁重,亦为大司。在户部,山东司管盐课,云南司管漕粮,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利薮所在,称“四大司”。
这是洪杨以前的话。
咸丰年间,东南糜烂,漕运停废;鼓铸制钱则历来都靠云南运铜到京,此时亦因烽火遍地,关河阻梗无法供应;至于关税收入,倒是比军兴以前增加了几十倍,但来自海口新设的“洋关”,归恭亲王所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管,户部无法过问。因此,滇、桂、黔之司都降为小司。比较之下,陕西司兼辖甘肃及新疆,管理宗室与京官文武俸禄,京中各衙门经费,以及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不管长毛骚扰、完整无缺的顺天府与直隶省的钱粮,算是任重事繁,油水较足,与山东司并称为“三大司”。同治三年,洪杨既平,南漕北通,云南司勃然复起,于是“四大司”之名复见。户部提到“山陕云福”,都不免另眼相看。
在刑部,各司职掌不比户部的变迁那么大。浙江司一直是大司,因为它的带管事项中,正有“本部”
——刑部官吏犯罪,归浙江司审问,尤其是“监毙人犯”需经浙江司审核汇报,等于是提牢厅的顶头上司。
“不怕官,只怕管”,所以提牢厅的主事,对于浙江司的司官,是不能不买账的。而况,虽同为司官,品级上有差别,翁曾桂、林拱枢是郎中,正五品;刚毅是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是正六品,而提牢厅主事又一向由额外人员中补授,地位更低一等,所以见了刚毅,格外谦恭。
“杨乃武一案,在押的余杭县陈湖,病情怎么样?”
“不太好。”提牢厅主事之一的郭长清说,“良翁吩咐,请名医,用好药,无不照办。无奈这个陈湖是本源病,一时难望有起色。”
“那不急人吗?”刚毅皱着眉说,“关键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能过堂,案子就要停下来,误了钦限,麻烦很多。”
“是的,”郭长清紧闭着嘴,思索了一会儿,方又开口,“良翁预备哪一天提堂?”
“随时要提!”刚毅答说,“不过提上堂来,他没有精神答供,也是枉然。”
“这是不言可知的事。良翁且先不必提这一层,只说要过几堂?”
“至少还要过两堂。一堂细问,一堂对质。”
“那是很耗精神的事!”
略略相谈,郭长清便已完全了解刚毅的意思,希望陈湖能够早日提审,不但提审,还希望陈湖有足够的精神,能够答供。这件事不容易办到,但如办到了,论公,公事很漂亮;论私,放了交情在那里,以后遇事关照,得益匪浅,所以他决定要大大地出一番力。
“请问良翁,三天之后提审,如何?”
这话使得刚毅惊奇,“三天行吗?”他说,“我总以为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提堂。”
“良翁的吩咐,不敢不尽心尽力。希望三天之后,能够提堂,真的不行,我再来通知良翁改期。”郭长清说,“万一效劳不周,要请良翁多多包涵。”
“好说,好说!承情之至。”
辞出浙江司,郭长清随即换上便衣,到太医院去访他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刀,是个吏目,在太医院已经三十年了,耳濡目染,亦明医道,肚子里装了许多诊治疑难杂症的故事。而且他跟御医尽皆熟识,可以请教。郭长清所以敢在刚毅面前,大包大揽,一口应承,就因为有这个朋友可恃之故。
找着了刀吏目,邀到“大酒缸”去欢叙。两杯莲花白下肚,郭长清道明来意,又说:“老大哥,这件事你无论如何得帮兄弟一个忙!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三天以后提堂,你可别让我丢脸。”
“那还用说,怎么样也得给你想法子。”刀吏目问,“病人是怎么个样儿,能不能起床?”
“勉强可以。”郭长清将陈湖的病况,细细讲了一遍。
“病是很重了!不过,这种本源病,时好时坏,也没有准儿。”刀吏目喝着酒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法子是有,不过有点缺德。”
“怎么样呢?”
“拿他的精神吊一吊。”刀吏目说,“像这种病,本该静养,培元固本,真所谓‘病去如抽丝’,三年五载,才有功效可见。如今拿他的精神吊起来,一过了那个劲头儿,更加坏!这好有一比,就仿佛这壶里,还有小半壶酒,慢慢儿喝,也能消磨老半天;一下子喝干了,就得撒手走路了!”
“那不管他!”郭长清说,“他这个病,在监狱里反正是好不了啦!”
“既然这么说,我替你去找药。”
“找什么药?”
“这会儿还说不上来,我得去问人。”刀吏目说,“想当年,咸丰爷在热河的时候,也是痨病,每天那么多公事,到晚来还要找妃子陪着睡,三天两头还要听个戏什么的,那得多少精力来应付?不照样也拖了年把才驾崩?”
“那,是用什么东西来吊精神呢?”郭长清说,“听说咸丰爷常喝鹿血。”
“不错!不过,那是其中的一样,还有许多药。”刀吏目笑道,“说实话,那个方子我不大清楚,就有那个方子,也不能告诉你。”
“是,是!”郭长清明白,御医就凭几张“大内秘方”混世,当然不肯轻易传授于人。
“我只能告诉你,”刀吏目又说,“方子里头有几味很贵重,而且很难找的药。”
为何“只告诉”这两句话呢?郭长清立即想到,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俗语道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太医院当差的,平时就仗着替宝贵人家泡药酒、熬膏滋药,找些外快。如今给陈湖服的这服药,不但贵重,而且难找,当然不比午时茶、万应锭这类,可以白送。
不仅不能白送,看样子,还不是三五两银子的事。这笔钱从何而出?不能跟犯人要,更不能跟刚毅算,出于私囊,却又难舍。至于向公家报销,且不说从来没有这个规矩,公家也未见得有地方可以出账——六部号称“富贵威武贫贱”:吏贵、户富、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刑部占个“威”字,其实与礼部一样是个穷衙门,能花几十两银子替犯人买一服药服?
这样沉吟着,不免有为难的神色。刀吏目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想替他开条路,便即问道:“那刚子良在部里是红人?”
“刚红起来。”郭长清答说,“听说快要派秋审处了。”
刀吏目也知道,派充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会办的差使,都是司员里的尖儿、脑儿,手操生死大权,笔尖儿的出入关系极大。既是这样一个人就好办了。
“好吧!我放个交情给他,送他一服药!”
这下倒提醒了郭长清,略想一想答说:“老刀,我知道你很够朋友,不过你要跟人去讨方子、讨药,人家不认识我们这面,凭什么放交情?如果你赔了精神还要贴钱,显得我这个朋友太不够味了!我看这样,你们太医院能够救人,我们刑部也能救人。你去找件案子,我帮你从中说合,说成了,好处全归你。最好是浙江司该管的,更为省事。”
刀吏目一听大喜,“好处亦不能全归我。”他说,“不过,要找浙江司该管的案子,可不大容易。”
“怎么不大容易?你以为浙江司只管浙江的事?不止,不止!浙江司是大司,管的事多。”郭长清停了一下说,“我只说两件事,第一,本部的书办,归浙江司管;第二,南城御史问案,归浙江司管。”
“原来南城的都老爷问案,归浙江司管!”刀吏目失声说道,“可这巧了!正有件案子在南城御史手里。”
原来京师地面上的刑讼之事,与各州县完全不同。各州县是知州、知县兼理刑名,而京师由巡城御史“平其狱讼,诘其奸慝,弭其盗窃”。京师地面,五城十坊,巡城御史分东、西、南、北、中五位。例定“杖罪以下,自行完结;徒罪以上,送部按拟”,这“按拟”之权就在浙江司。
“老刀,你说我听听。”郭长清问道,“不是人命盗窃案子吧?”
“不是!不是!是家务。不过,”刀吏目笑笑,“是桩奸情案子,谈起来很有趣。”
“那,”郭长清提起酒壶扬一扬,大嗓子喊道:“伙计,再来两壶!”
“有两家结亲,男家姓张,女家姓朱。新郎官身子很弱,朱家的小姐很不愿意,可是没有法子,因为……”
因为朱家受过张家恩惠,结这一门亲,朱家原有报德的意思,何可反悔?所以尽管朱小姐日夕以泪洗面,而做父亲的责以大义,做母亲的苦苦相劝,始终不肯向男家提出退婚的要求。
及至迎娶日近,而新郎官病倒在床,女家要求展期,而男家不允,认为花轿进门,可以“冲喜”,同时对于朱小姐嫌新郎体弱之事,亦微有所闻,所以掩饰了新郎的病势,对外扬言,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病,到了佳期,自能痊愈。哪知事与愿违,佳期越近,病势越重,竟至不能起床成礼。
“张家做的粮食生意,很大的买卖,独生子娶亲,又是冲喜,当然铺张扬厉,大散帖子,光是通州,就把‘仓户’都请到了,喝喜酒还有从关外赶来的。如说新郎不能起床行礼,喜事办不成,这笑话可大了。
因此,张掌柜想了一计,拿新郎官的妹子,扮作新郎,代兄成婚,送入洞房。到了半夜里,出了大笑话了!”
讲到这里,刀吏目慢条斯理端杯在手,不往下说。郭长清正听得入味,便即催他:“老刀,老刀!出了什么大笑话?你快说啊!别卖关子。”
“不是我卖关子。我得想想,怎么说,才能让你听得明白。”刀吏目想了想说,“这样,从洞房说起吧。”
到得夜静更深,张小姐有点犯嘀咕,因为代兄成礼,瞒着女家。而在洞房中,照例得新郎先开口,若一开口是女人的声音,岂不吓坏了新嫂子?只有到得床上,在枕边私语,说明不得已的苦衷,求取新嫂子的谅解。于是只好默不作声,希望新娘子先上床。
“世间哪有个新娘子不等新郎官三催四请,就自己卸了妆,宽衣上床的道理?张家小姐这不是痴心妄想?嗨!”刀吏目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天底下就有那种怪事。新娘子居然就匆匆卸下头面,脱下凤冠霞帔,脸都不洗,一头钻到被窝里去了!”
“这不很好吗?”
“是啊!”刀吏目说,“张小姐瞧在眼里,虽有些纳闷,不过到底是解消了一大难题,所以也就一言不发,解衣上床,一头睡下去。听得新娘子的鼻息很重,心里还在想,新娘子的呼吸,怎么像个爷们儿,倒要仔细看看,不要长得又粗又蠢吧?等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那么一瞧,可就差点喊出声来了!”
“怎么回事?”
“你道她瞧见的是什么?”刀吏目仰起脖子,摸着喉头说,“是个喉结!”
“怎么?”郭长清一双眼瞪得很大,“是个男的?”
张小姐自是大惊失色,但心惊而不乱。想到好些贺客还在作长夜之饮,就是洞房外面,也有些至亲在窥探动静,如果一喊将起来,不仅是个绝大的笑话,也是件绝大的丑闻。所以只低声厉喝:“你是谁?怎么假扮我新嫂子?”
“我是没奈何。我是我姐姐——”
“你姐姐是谁?”张小姐打断话问。
“自然是你的新嫂子。”
听得这一句,张小姐放了一半心。“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为什么替你姐姐出嫁?”
“我叫金哥。我是男人,怎么能代我姐姐出嫁?”
想想不错,只有妹代姐嫁,弟弟何能代替?张小姐自己也觉得好笑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张小姐虎起脸说,“你可不许说一句假话,不然,拿你送到衙门里一顿板子打得你死去活来。”
“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我原是不肯的。”金哥委委屈屈地说,“你家花轿到门了,我姐姐不肯嫁到你家来。她把她自己锁在套房里,手里拿一把雪亮的剪刀,跟我娘说,谁要把门打开了闯进去,她就一剪刀把自己扎死。我爹急得要上吊。也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金哥跟他姐姐模样儿差不多,把辫子梳成发髻,戴上头面,也混充得过去。”
趁金哥停下来喘息的空隙,张小姐紧钉着问:“你就昏天黑地混充来了?”
“哪里!我不肯。我娘好说歹说,就差点跟我下跪了。你说,到底是父母,有难能不救吗?”金哥突然问道,“你又怎么变了女的呢?”
“你别管!”张小姐不讲理地说,“我只问你,莫非你就能一辈子混充你姐姐?”
“当然不是。”金哥答说,“我娘跟我说,等上了床,别等事情拆穿,先跟我姐夫赔不是。只为场面绷在那儿,不能不想个救急的法子先搪一搪。我父母再劝我姐姐,好歹要让她做张家的儿媳妇的。”
“那么,你怎么等事情拆穿了才说?前言不搭后语,可知是撒谎!”
“我没有!我没有撒谎。”金哥答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问你自己啊!你又不是我姐夫。”
“噢,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张小姐问,“你是打哪儿看出来的?”
“好些地方是漏洞。你看,”金哥伸手去摸她的耳垂,“你穿着针眼,有爷儿们打算戴耳环的吗?”
“咄!”张小姐色变,“你可别存着混账心思,动手动脚的!”
“噢,对不起,对不起!姐姐!”金哥满脸惶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你别生气!”
“谁是你姐姐?你姐姐在家寻死觅活呢!”张小姐停了下来,觉得她跟她家遭遇了极大的麻烦。
看到金哥涨得满脸通红,那种像孩子做错了事为大人责备似的惶恐神态,使得张小姐大为不忍,脸上不由得就浮起了一脸的怜慰歉疚。
可是声音却仍旧是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啊!”她催促着。
“我看到姐姐耳朵上有针眼,再看姐姐的——”金哥把话咽住了。
“又是什么毛病?话说半句!”
“看姐姐穿鞋子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同,猜想是一双小脚。总而言之,处处都显得姐姐是女扮男装。”
“瞎说!”张小姐不服气,“你是说我装得不像?别人看不出来,就你看得出来?莫非那么多客人的眼力,都不如你?”
“那是因为,”金哥吃力地答说,“因为别人没有我跟姐姐那么亲近。”
“谁跟你亲近?”张小姐又犯小心眼了,将身子往外挪一挪,拉远了跟金哥的距离,“你说下去。”
“我看姐姐这样子,心里就在想,是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
“你说什么?”张小姐重新靠近,因为距离拉远听不清楚,却又不便让他提高声音,只好自己凑上前去。
“我是说,咱们俩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我是替我姐姐扮新娘子;你是替我姐夫扮新郎官。家里教我的话,是要跟姐夫说的;如今换了姐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要什么紧!你就当我是真的新郎官,有话原样儿照说就是。”
“好!我就原样儿照说。”金哥想了一下说,“姐夫,我叫金哥,我是我姐姐的弟弟。只为我姐姐心思拧了,不肯上轿,事由儿逼在那里,没法子,只好让我扮一回新娘子来跟你冲喜。姐夫,你千万别生气,我姐姐不肯上轿,倒不是为别的,为的是姐夫的身子该当保养。可见得我姐姐心里,把姐夫你看得多么重!
如今没有别的,只请姐夫体谅我姐姐的苦心,忍耐一时,多多保重。”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听不懂。为什么新郎官的身子该当保养,新娘子就不能上轿嫁过来?”
这道理,守礼谨严的处子想不明白,在金哥也是一知半解,老实答说:“我也不大懂,就像姐姐一样,拿这话问我娘,我娘说:‘你别多问,你只要照这么说,你姐夫心里自然明白。’”
张小姐愈觉玄虚,但已相信金哥不是假话,不妨暂且丢开,静静想了一下,提出最主要的一个疑问:“你替你姐姐装新娘子,能装一辈子吗?”
“那怎么行?就行,我也不干!”金哥答说,“我爹娘还在劝我姐姐,无论如何要劝她回心转意。然后到了回门那一天,再把真的新娘子掉回来。”
“法子倒不错。可有一层,三朝才回门,明天见礼怎么办?”
“这就得改一改了。我娘说,回门,甚至‘住对月’以后再见礼,也作兴的。”
“回门”是天下通行的风俗,京中谓之“姑爷认门”,不限于三朝,过个四天或者六天,都可以;但“庙见”可在回门以后,与亲族长幼见礼,则必得在三朝以内,不然,男家岂非又得办第二次喜筵请至亲?
至于照京中特有的习俗,嫁后一月归宁,在娘家“住对月”,纵非真个住满一个月,至少亦得十来天,那时再跟亲族正式见礼,更是情理所不许的事。
难题来了!其实难题又何止明日见礼一事?张小姐觉得事态严重,顿如芒刺在背,非起身不可。
“姐姐,姐姐!”金哥有些着慌了,拉着她的衣领问,“你要干什么?”
“我得去告诉我娘!”张小姐说,“你放手!”
金哥也坐了起来。红罗帐里,有梳妆台那对烨烨花烛的光晕透进来,张小姐见他头梳宝髻,涂脂抹粉,身上穿一件粉红绸子的小棉袄;而双手按着膝盖,两肘外撑,那种大马金刀的样子,却完全是爷儿们的坐相,觉得滑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哪里不对?”
“全不对,哪一样都不对,若要见礼,处处露马脚。”张小姐说,“你先沉住气,睡在床上别动,我去告诉了我娘再说。”
金哥吸一口气,心事如麻。“姐姐,”他心虚地说,“二大爷脾气大,不会叫人揍我一顿吧?”
张小姐“扑哧”一声又笑了!“哪里会有这种事?”她说,“从来也没听说过,哪家老爷子把个当天刚进门的‘儿媳妇’就揍一顿的!”
金哥口中的“二大爷”就是张掌柜。听女儿说完经过,虽不至于将新娶来的“儿媳妇”揍一顿,可是气却生得不小。
“这姓李的老小子,可真混账啊!弄个‘带把儿’的小子,混充闺女——”
“别嚷嚷!”张太太赶紧拦住,“什么‘带把儿’不‘带把儿’的,多难听!”
“多难听!哼,你倒不说多难看!出这种荒乎其唐的大笑话,我的脸,给丢完了。”张掌柜突然想起,“二妞,你,你让那小子给……”他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些什么。
二妞——张小姐却明白了,将脸一沉,“爹!”她很不高兴地,“你在说什么呀!”
张太太也明白了,“你别胡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她说,“金哥是挺老实的孩子。”
“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二妞接口又补了一句。
“那好!不过,”张掌柜皱着眉沉思,脸上的懊恼之色,越来越浓,最后顿一顿脚说,“嗐!反正这件事儿没法儿了啦!除了打官司,没有别的。”
“干吗打官司呀?”张太太也着急了,“慢慢儿想法子。”
“慢慢儿想法子?天都快亮了。”
“爹!”二妞忍不住说,“你别老吵架行不行?”
二妞长得很美,而且极其能干,张掌柜最服她,所以压一压怒气答说:“好吧!你们想法子。”
“第一,见礼是只好压一压了——”
“那怎么行?”张掌柜又吼了起来。
“爹!”二妞有点生气了,“你到底容不容人说话?”
“我怎么不容?你想,哪里都是三朝见礼,唯独我家娶儿媳妇例外,且不说传出笑话,也不吉利。”
“这些话都不去说它了。爹的意思是新娘子是假冒的,走不出去,不能见礼都是人家的错。可是,爹,你倒再想一想,见礼是‘双拜’,哥哥不能起床,莫非我再冒充新郎官,替哥哥去见礼?”
“是啊!”张太太帮腔,“也不能全怪人家。”
“依我说,这策倒是救了我家一场困窘。”二妞紧接着说,“如说新郎官一时没法儿‘双拜’,不能起床,将这一节盖过去。至于留到将来见礼,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等哥哥好了,新嫂子过来了,再大大地请一次客,不就结了吗?”
张掌柜的气平了些,“不过,”他说,“女家这样子搪塞,其情实在可恶。而且,新娘子不肯到我家来,莫非是看得他女婿就——”他将“不会好了”这半句话,硬咽了回去,因为不吉利。
“爹,这可别冤枉人家,新嫂子不肯上轿,为的是哥哥的身子该当保养。”
“这话从何说起?”
“是金哥说的。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明白,又说——”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不懂,我跟你爹懂。”张太太将丈夫拉到一边,悄悄说道:“看起来,朱家的女儿,脾气虽刚一点儿,倒是很懂事,很有决断。大宝这个身子,决不能跟新娘子同房,眼不见为净,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张掌柜大不以为然,“你让新娘子就一直住娘家,直到大宝好了为止?”
“也不是这么说。新娘子自然是想拧了,不过,我觉得意思是好的。”
母女俩都同情对方,使得张掌柜无话可说,前前后后想了好一会儿说:“慢点!现在新房里藏着一个假新娘子,偏偏新郎官又是假的,曾经在一张床上睡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我还做人不做人?”
张太太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麻烦,思量无计,只有把二妞再找来商议。
这牵涉到二妞本身,心思就有点乱了。回想到与金哥面对面,连呼吸都能听见的情形,不自觉地脸上飞起一片红霞。而想到外间得知其事,沸沸扬扬说些不负责任的流言,顿时心又往下一沉,异常着急,自觉无脸见人了。
“怎么啦?二妞!”
二妞越想越窝囊,突然间顿一顿足,说得一声:“坑死我了!”随即放声大哭。
“别哭,别哭!”张太太去捂她的嘴,二妞也知道哭声惊动了留宿的宾客,诸多不便,强自忍住了。
“你!”张掌柜面色凝重地看着妻子,向二妞努一努嘴。
张太太会意,将女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二妞,你别急!细细告诉娘听。金哥欺侮你了没有?”
“没有。”
“碰了你哪里没有?”
“什么哪里?”二妞睁大眼问。
“傻丫头!”张太太又好气又好笑,“还有哪里?”说着,在她胸前捏了一把。
二妞脸一红,“没有,没有!”她说,“他不敢!”
“你怎么知道他不敢?莫非,莫非有那个意思?”
二妞不答她母亲的后半句话,只说:“他说,他是瞧见我耳朵上的针眼,才看出我来的。一面说,一面来摸我耳朵,让我给喝住了。”
“他呢?他是不在乎的样子,还是有点害怕?”
“当然害怕,赶紧缩回了手,涨得满脸通红,跟我说‘对不起’。”
“本来嘛,我说金哥是很老实的孩子不是。”张太太轻松地说了,“好了,没事!”
“怎么说没事!名声传出去多难听!”
“不会的。”张太太说,“就有什么,也是以后的事。眼前,可得赶紧想个法子才好。”二妞还是觉得心有不甘,但母亲所说的,也是实话,事有缓急,只能就要紧的先办。想一想说:“我看除了‘新娘子’装病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倘或新嫂子已经回心转意,能悄悄儿接了来,把人换回去,那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娘,何不把朱家的人,叫来问一问。”
伺候洞房,照例是新娘子带来的丫头,称为“伴房”,也有新娘子的乳母或者嬷嬷跟了来的。朱家就是如此,伴房的嬷嬷姓吴,看出麻烦不小,正在屏营待命,所以一唤即至。
“吴嬷嬷!”张掌柜沉着脸说,“你们朱家来这一手可真绝啊!”
吴妈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来的,不管张家说什么,只要事情一叫穿,就先赔罪,因而一面趴下来磕头,一面说道:“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千不是,万不是,是我家的不是。”
“这不是说一句就可以了的事。”张掌柜问道,“三天见礼,我办这么一场喜事,弄到临了连个新娘子都不知道在哪儿!成话吗?”
“亲家老爷别生气,这也是事由儿逼的。好歹请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包涵。朱家的小姐,是张家的少奶奶,这件事是决不会变的。”
“算了,算了!这样的少奶奶,我张家高攀不起!”
“爹,别说气话嘛!”二妞拦住她父亲,推一推她母亲,“娘,你跟吴嬷嬷说!”
张太太性情比较平和,也能体谅儿媳妇的心情,所以问的话不带丝毫火气,只说这样李代桃僵,不是办法,得赶紧想法子挽回。可是,得到的答复,不着边际。女家的下人除了一再替主人赔罪以外,并不能作何确实的保证。看起来,交涉若非两亲家当面去办,便得找媒人说话了。
“我自己去!”张掌柜说,“好就好!不好咱们打官司。”
亲家变成冤家,对簿公堂,官司当然可以打赢。可是就打赢了,也必是两败俱伤,所以张太太母女极力拦阻;而张掌柜意不可回,非找亲家理论不可。
“这样,”二妞迫不得已,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不如请娘去看看朱家姻伯母,顺便也问新嫂子,到底是怎么个主意?”
“不行!”张掌柜说,“你娘不会说话。”
“那就请一位能说会道的,陪着去。”
“对了!”张太太跟丈夫说,“二妞的话不错。你去不如我去,可以当面问一问新娘子。再请二婶陪着,她的口才好。”
张二婶很能干,有她陪着去,张掌柜觉得比较放心,意思便有些活动了。
“爹,就这么办吧!时候不早了,早办早好。”
“好吧!就请二婶来。”
张掌柜兄弟三人,住得都不远。张二婶从睡梦中被唤醒,不知道大房里出了什么事,拉着丈夫,匆匆而来。听知经过,一时也都愣住了,觉得事情十分扎手。
“如今只好委曲求全。想劳弟妹的驾,陪着去一趟。弟妹,你的口才好,交涉请你办。”张掌柜也指着他妻子说,“她不过是去摆摆样子的。”
张二婶看一看丈夫答说:“大哥,这件事责任很重,交涉怕办不下来。咱们先得想好了,要人家怎么样,人家不肯又怎么样?”
“一句话,赶紧把新娘子抬来。如果抬不来,”张掌柜想了一下,突然微露狞笑,“我也不跟他们打官司,反正有个假新娘子押在这里。请你问他,他还要儿子不要?如果不要,我就把他阉了!”
真是语惊四座,听得最后一句“我把他阉了”,无不吓得一哆嗦。唯独二妞例外,悄悄向她母亲问:
“娘,怎么叫把他阉了?”
“你不懂,少问!”张太太努一努嘴,示意她回避。
二妞知道了,这不是一句好话,赶紧低着头往后房走。只是人影回避,双耳却仍管用,前屋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哥也别说气话。”张老二劝道,“平心而论,老朱不是不讲理的人,又受过大哥的好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心里一定也很着急。咱们不能逼得太厉害,不然会出事。”
“是的。大哥,我在想,还是要好好儿谈。”张二婶说,“主要的是要劝得新娘子回心转意。你先别着急,我陪着大嫂去一趟再说。”
张二婶本觉得办这种交涉不同于说媒,不妨从长计议,一步一步拉拢。此行有着兴师问罪的意味,而且等着新娘子见礼,所以或是或否,必得即时有个结果。因而希望了解,朱家小姐如不肯过门,应该如何?
或者虽未决裂,而饰词拖延,又当如何?自己心里先有个底,进退之际,才能拿得住分寸。如今见张掌柜态度激烈,不敢多问;而私底下的打算,是想直接跟朱家小姐打交道,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这番意思,张太太完全同意,张掌柜的态度也缓和了。到底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只要一冷静下来,就会有办法拿出来,他认为做事应该有步骤,亲家亲自上门,显得缺乏缓冲的余地,此刻不妨只请张二婶一个人去。如果交涉欠顺利,再请媒人出面理论;倘或媒人去了亦无结果,最后一步便是拉出媒人来做证人,跟女家打官司。
说停当了,张二婶正待动身,二妞忽然开口,“娘!”她的神情很尴尬,“那个荒唐笑话,可不能传出去!”
大家都是一愣,而且也都被提醒了。刚才所谈的只是如何能把朱家闺女弄来做新娘子,却忘了自己家的闺女,没来由地跟金哥同过一回床。这个荒唐笑话传出去,名节有关,非同小可。
“是啊!弟妹,”张太太关照,“这可是关乎二妞终身的一件事,你别露风声。”
张二婶顿时感到为难。她的原意是想利用这个荒唐笑话,张大其词,说朱小姐闯了大祸,必得赶紧设法弥补;而对朱家老夫妇来说,因此而益增歉疚,就更得逼女儿就范。如果不露风声,就没有什么手段可耍的了。
幸好,张掌柜跟妻子的想法不同,“怕什么?”他说,“咱们二妞清清白白,行得正,坐得正,不愁没有人争着要。如果瞒着这件事,倒像无私有弊,做贼心虚似的,反而会有人乱造谣言。”
“爹说得是!”二妞脑筋很清楚,经父亲提醒,一下子就想通了,“请二婶照实说,他家的金哥很规矩。”
“当然。”张二婶欣然答说,“你不必关照,我还能弄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
于是,张二婶由朱家的伴房嬷嬷陪着,由后门坐轿,悄悄出发。到得朱家,不过天色微明。朱家老夫妇一宵未睡,预期着男家可能会打发人来联络,如何将金哥掉包掉回来,所以听说张二婶到门,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很殷勤地接待。
彼此原是通家之好,一向以兄嫂相称,但此时朱太太仍旧管张二婶叫“张二嫂”,而张二婶却改口称朱太太为“亲家太太”,同时问说:“亲家老爷呢?”
“在外面——”
“请进来吧!也不必分内外了。”张二婶说,“我来谈件事,非得让亲家老爷也听听不可。”
“是,是!”朱老大原在窗外,应声而进,“这个时候,劳张二嫂的驾,真是过意不去。”
等朱老大进来见了礼,张二婶面无表情地说:“亲家老爷,我家差点出人命!”
朱家夫妇不约而同地失声惊呼:“张二嫂。”朱老大问,“办喜事怎么会出人命?是我家——”
“是你家金哥——”
一言未毕,朱老太太摇摇欲倒。她以为是金哥差点送命,大概是挨了揍,揍得还不轻!心疼独子,不觉大受刺激,故而有此现象。
“怎么啦?你!”
朱老大急忙扶住妻子。朱太太定定神,挣扎着站住,急促地说:“张二嫂,怎么回事?请你快说!”
“事情都凑到一起了!我家由二妞替她哥哥拜堂,入了洞房,上了新床——”
“糟了,大糟特糟了!”这回是朱老大着急,一急非同小可,自己扶住了桌子,坐了下来。
张二嫂不知这对夫妇犯的什么毛病,只管自己编她那套说法,“二妞上了新床,才知道睡在一头的不是新嫂子!又着急又生气,要拿刀抹脖子。从来妹妹替哥哥拜堂是有的,弟弟代替姐姐做新娘子,可是从来没有听过。今天还等着见礼,新娘子走不出来。这件事,真是亲家老爷说的话,大糟特糟了!”
听得这话,朱太太先松了口气,因为爱子无恙;而朱老大却更为惶恐,只不住搓着手顿着足说:“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了!”
张二婶正希望他有此态度,便接下来说道:“既然成了至亲,也不必说什么谁对不起谁的话。如今第一要紧的是,赶紧办正事。这话是不是呢?”
“是,是!请张二嫂吩咐。”
“不敢当!我是替我家大哥大嫂来求亲家老爷、亲家太太,无论如何把你家小姐抬了过去,一切就都遮盖住了。”
朱家夫妇,面面相觑,无以作答,这表示朱小姐迄今不受父母之命。张二婶心想,看起来有得一番大大的唇舌要费。
一念未毕,朱老大霍地起立。“我去!”他说,“如果再不听劝,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你不要这样子!”朱太太又着急了,“慢慢劝,意思是有点活动了。事缓则圆。”
“怎么能缓!”朱老大吼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比火烧眉毛还急,一刻都缓不得。”
“亲家老爷,”张二婶说,“要不要我去劝一劝你家小姐?”
“好,好!”朱太太立即应声,“我陪着张二嫂去,好歹要劝得她听话。”
话还未完,听得有个丫头在喊,“来啊,来啊!你们来啊!”声音惊惶无比,显然是出了意外了!
二妞寻死是假,朱小姐寻死是真。不过发觉得早,刚要在床头上吊时,就为丫头看到了。
原来这不过是朱小姐的一条苦肉计。其实亦根本没有什么床头上吊的事,只是丫头串演得认真而已。
但张二婶再精明,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出把戏,只觉得十分无趣,默默地告辞回家,将所见所闻的情形,都告诉了张掌柜。
这时,在病榻上的新郎官,已经尽知始末,将父母请到床前,慨然说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朱家小姐怕做小寡妇,也怪不得人家,就退了婚吧!如果爹娘命中有我这个儿子,将来不愁没有好媳妇;倘或儿子福薄不孝,一命呜呼了,弄个有名无实的儿媳妇在家里,想想害了人家一辈子,不但爹娘觉得好像欠了人家一笔还不清的债,没有舒服日子过,儿子做鬼也不安宁。本来,名为冲喜,实在我心里很不过意,反倒添了一桩心病。如今既然是人家对不起我们,退了婚心安理得,说不定我的病还好得快些。”
这番话通达透彻,张掌柜心悦诚服,但对朱小姐不肯嫁过来,却颇以为憾。心里在想,也许是有了私情,这面退婚,那面正好别嫁!这不太便宜她了?因此,决定暂不退婚,只将金哥送了回去。对来贺喜的亲友,只说新娘子的母亲得了急病,回娘家等送终去了,改期见礼,再来奉邀。就此避过一个尴尬的场面。
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不道二妞对金哥,半夜的假凤虚凰,已是情有独钟,先还含着不言,及至有人来提亲,方始逼出隐情。
来求亲的男家,不但门当户对,且本人是个名次很高的新秀才,都道他举人已是囊中之物,连捷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玉堂归娶。那时张掌柜有了这样一个女婿,身份便大不相同。因此,对这门亲事,中意极了,一口答应。
在他想,二妞亦一定很高兴。哪知不然,不但不高兴,居然板着脸说出三个字来:“我不嫁!”
这太出人意外了!问她是嫌男家哪一点不好?二妞认为男家无可批评。然则原因何在,却又死不开口,惹得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的张掌柜,暴跳如雷,差点把屋顶都要掀掉了。
张太太也觉得事有蹊跷,到夜来母女同榻,做娘的大掉眼泪,二妞这才透露了一句,道是金哥跟她同过床了。
同床又不是真的做了夫妻,何必认真?张太太陡然想到,莫非那晚上假戏真做,到底失身给金哥了?
这一来,把眼泪都吓回去了。严词盘诘,二妞指天罚誓,那夜两人干净,毫无越礼之事,甚至愿意请稳婆来验,证明清白。
尽管二妞引用记不得哪本书上看来的一段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公主,宫廷遭难的时候,曾经有一名卫士将她背负而逃,得以脱险。后来老王要替她选驸马,她只说得一声,某人曾经背过我,表示从一而终,不曾接触过第二个男子,方算贞洁。可是,知女莫若母,张太太知道她是托词。
张太太对于女儿的选择,并不以为然,不过深知女儿的性情,一经做了决定,很少有更改的可能,逼得太急,会出变故,所以叹口气不作声。
到了第二天,张掌柜也知道了真相。这一次一反常态,居然并未发脾气,因为情况太严重了,自知不是发一顿脾气所能了事的。他也了解二妞不好对付,光是劝,没有用;釜底抽薪之计,莫善于让她自己知道,决不可能做朱家的儿媳妇,死了想嫁金哥的那条心,才能为她另外选个好女婿。
于是,他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将朱老大告到南城御史那里,亲家一打官司,变成不折不扣的冤家,那就不但二妞知道自己姓不了朱,朱家也不会再愿意结这门亲。这一着确是很厉害,但却弄巧成拙了。
张掌柜原以为朱家女儿,依旧不肯过门,所以状子上只说,新妇于吉期之日,托词老母病危,归宁至今,不返夫家,请求勒令朱家将女儿送回。朱家办不到这一层,官司就打起来了。哪知南城御史传被告到堂一问,朱老大居然表示,愿遵堂谕,将女儿送回夫家。
这个变化是张掌柜所意想不到的。本以为是朱老大怕当堂受责,故意耍一记花枪,作为招架。细一打听,方知是朱小姐真的回心转意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张家将放回金哥时,新郎说的那番话,通情达理,十分厚道,朱小姐颇受感动。第二,新郎的病势日渐痊愈,朱小姐不至于进门不久,便成寡妇。而又咎歉于心,很希望早归夫家,善尽妇道。只是当时寻死觅活,态度太过分了些,自己怎么样也回不了头。
难得有此峰回路转的机会,正好趁势收篷。
可是,她想回夫家,夫家却不肯再要她。尽管张太太非常愿意接纳,但张掌柜却执意不允,一则赌气,再则欲南反北,恰好造成了亲上加亲的一种情势,这口气更咽不下。
话虽如此,既经南城御史堂断,表面上来说,官司还是打赢了,要想出尔反尔,拒绝朱家送女儿回来,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张掌柜为此召集至亲密友,商量了好久,才想出一个办法,再进状子,告朱老大“妄冒”。
状子上说,朱家女儿过门拜堂以后,因为新郎体弱,当夜虽入洞房,并未成亲;第二天黎明,新妇即返母家,前后在夫家不足一昼夜,又是严装之下,所以新妇的面目,认不真切。现在才知道,朱家之女不愿为张家之妇,当时朱老大是命他儿子金哥乔扮新妇,妄冒成亲。既然如此,张家亦不愿要这个新妇,免得成了怨偶。请求依“婚姻妄冒”律处断。
情节虽离奇,理由很充分。南城御史打算依律处断,但他手下的吏目,却有不同的解释。
原来南城御史属下有个书办,已经打听到张、朱两家婚姻中的纠葛隐情。张掌柜家道殷实,正好从中架弄是非,敲诈勒索,所以故意挑剔,讲出一番不算“妄冒”的道理。
《大清律》共分七类,第一类是“名例律”,专讲通则及程序,什么叫“五刑”,什么叫“十恶”,什么叫“八议”,什么叫“公罪”,什么叫“私罪”,累犯如何加重刑罚,自首如何得以减刑之类。其余六类,照朝廷六部、州县六房来分,即称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婚姻属于户律。诉讼中所谓“户婚田土”乃是小事,可由初审的官员,限期自行审结。因为如此,户婚田土的纠纷,便成为贪官劣幕恶吏,舞文弄法,颠倒黑白去捞钱的机会。本来,审断的规矩,有律依律,无律照例;律例皆无,比附办理,其间斟酌轻重,全看问官的修养。可是问官“读书不读律”,一件疑难案子到手,应该引用哪条律法,已感踌躇;至于案例,不知几何,更是两眼漆黑,茫然不辨。这样,就必得请教幕友,而刑幕对一部《大清律》固然读得滚瓜烂熟,可是案例太多,未必尽知。况且例有新旧,出一新例,旧例即不适用。何时何地出一新例,往往无从得知,唯有刑部的书办才清楚。引例不当,即遭驳斥,所以刑部书办,是连各省的臬司都要买他的账。
像张家所告的“妄冒”成婚,依照户律:“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南城御史准原告的状子,打朱老大八十板子,退婚追还财礼,并不算错。可是书办坚持不能这么判,说是这不算“妄冒”。
怎样才算妄冒呢?照这个书办的解释,譬如有一家闺女,身有残疾,相亲的时候,由姐妹代替;成婚之时,男家才发觉新娘子身有残疾,这是女家的妄冒。如果新郎官有类似的情况,由兄弟代为相亲,那就是男家的妄冒。总之,妄冒是自知有为人嫌弃的缺点,隐瞒对方,到头来的目的,是想弄假成真,结成婚姻。朱家金哥,是假扮新娘,并非“嫁”到张家,与妄冒成婚的原意,完全不符。
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则应该怎么判决呢?那书办认为张家所告,或许不实,必得传两造到堂,审问明白,才能处断。
所谓两造,不是指张掌柜与朱老大,而是张家的儿子与金哥,也就是新郎官与假新娘子。同时又放出风声去,张家新郎官根本不曾拜堂,也是妄冒,自己妄冒而又告人妄冒,其情可恶!官儿会重重办原告的罪,替被告申冤。
这一下,将张掌柜吓得盛气全消。细细想去,所谋大左!如果真相毕露,不但自己妄冒在先,犯了诈伪的罪,而且二妞代兄扮新郎,入洞房,与金哥曾经同床共枕的秘密,亦会成为轰动遐迩的笑话。至于对二妞来说,究竟白璧有了微瑕,很难嫁得出去了。
当然,这还是以后的话,眼前最急要的事,是要避罪。这关键就完全在金哥身上,他要将二妞供出来,整个官司就输定了。
“还是托二婶去疏通疏通吧!”张太太劝她丈夫,“凭良心说,人家朱家也很受了委屈,冤家宜解不宜结,何苦?”
张掌柜摇摇头,叹口气,好久才说了一句:“一直都是占的上风,亲家变成冤家,现在要我倒转去求人家,这张脸实在抹不下来。”
张太太深知丈夫的性情,替他想想,实在也有为难之处,只好私下跟张二婶去商量。
“这也容易!”张二婶说,“等我去一趟!一定能拿事情办通,面子圆上。”
果然,张二婶很有手段。等她去了回来,紧接着就是朱老大来拜访张掌柜。
两人本是好朋友,却从结亲以后,变成冤家,就再没有见过。只是张掌柜视朱老大为冤家,而朱老大却不是这么想而已!
“大哥!”他一见面便是一个大揖,“种种是我不对!小女脾气太强了一点,我又教女无方,以至于替大哥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变成恩将仇报了!”
这样卑恭的措辞,张掌柜不能不感动,急忙还礼,满脸惶恐地说:“言重!言重!老朱,你知道我的臭脾气。老朋友,请包涵,请包涵!”
“彼此,彼此!”朱老大说,“言归正传,大哥,这场官司,要赶快了。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使得使不得。”
“尽管请说!”
“第一,女婿不能上堂,不妨托病。”
“女婿”二字,有些刺耳,但亦只好默认,“是的!”张掌柜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金哥——”
“那,”朱老大抢着说,“那全在我!”他拍一拍胸脯,“金哥这孩子,别无长处,最忠厚,最听话,到堂上,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决不会胡乱拿令嫒出乖露丑。”
听得这话,张掌柜宽心大放,拱拱手说:“能够如此!真是感激不尽了。”
“患难弟兄,谈不到这些。不过,大哥,”朱老大问说,“他们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想,总还要打点打点。”
提到这一层,张掌柜气又来了,“老朱,我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要个三百五百银子好商量。他们也托人递了点子过来,可是,狮子大开口,没法儿谈了。老朱,”他伸出一个手指,“他们要这个数!”
“一吊?”
一吊就是一千。“一千银子?哼!”张掌柜冷笑,“加十倍。”
朱老大伸一伸舌头说:“要一万银子?未免心太黑了一点!”
“亲家,”张掌柜改口了,“既然你有这番意思,我也赞成,加几个把事情了掉,也好。”
他的心思活动了,两亲家的意见也更接近了,很快地决定了几个步骤:第一是如原议,金哥应讯,而新郎告病,请求免予传证;第二是送三千两银子的红包;第三是原告再进一张状子,撤销原诉。
原诉是请求离异,撤销原诉,即表示和好如初,张家仍旧要朱家的女儿做儿媳妇。化干戈为玉帛,不仅是朱老大此行的一大收获,也是两家的喜事。
于是按照预定步骤,一面由金哥到堂应讯,证明新郎并未妄冒;另一方面由张掌柜托人去“斟盘”。
这次是由南城御史属下的一个兵马司副指挥,也是姓张的出面谈判,表示这件案子虽不麻烦,但知道的人很多,连大兴县衙门都得分润。看在彼此姓张的分上,愿意打个对折。
对折就是五千,而张掌柜愿照原数加一倍,送两千银子。中间有三千银子的上落,彼此让步一凑合,可望“成交”。中间人回来一说,张掌柜倒也很痛快,说是:“他让一半,我加一半,三千五百银子!”
人人都以为这个数目情至义尽,对方必能接受,而张太太则以为既然已经和解,不如让新媳妇早早进门,因而催促丈夫,赶快把撤销原诉的状子递进去,一等批准,立即就可第二次请客,让小夫妇与亲友见礼,正式确定了名分。
她这样心急,还有一层用意在内,因为儿子亲事定局以后,便可进一步谈二妞与金哥的亲事。对于这一层,张掌柜表面虽未说话,暗中却已默许,所以考虑下来,觉得不妨顺从妻子的要求,将一张撤销原诉的状子递了进去。
这张状子进坏了。对方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铁心冷面,一开口便执定非一万银子不可,少一文也不行。这一下连中间人都大为光火,回来据实转告,反劝张掌柜听其自然,料想南城御史是读书人,而且官声不坏,不会不明事理,官司仍有八分的把握。
哪知胥吏衙役另有一套手法。南城御史确是个君子人,君子可欺其以方。他们把张掌柜请求撤销的状子压了下来,向南城御史建议,男家理由充足,女家证人答供,亦与原诉相合,应准离异,并知照大兴县衙门备案。
这个批示,在南城兵马司那个小衙门的墙壁上,贴在很显目的地方。张、朱两家,得知消息大惊。欲合判离,而且在大兴县衙门备了案,婚姻便不合法。如果两下和好,固然小夫妻还是小夫妻,亲家也还是亲家,但是后患无穷。最明显的是,如果小夫妻失和,男家可以休妻再娶;女家将女儿接了回去,亦可另嫁别人,皆不算犯法。
张掌柜已是这样的想法,而朱老大对此事看得更为严重。女儿嫁了过去,不道男家是奉准离异的,名不正则言顺,女儿在张家一无身份可言,不但太觉委屈,而且毫无保障。别样事情可以让步,有关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马虎了事?
其实这些话就是朱老大不说,张掌柜也能想象得到,当然要设法补救。使他困惑的是,既已进了撤销原诉的状子,何以又有这样的结果。一打听,才知是被压了下来。显然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若要挽回,还是得花钱。
“事情弄拧了!”南城御史那里的书办,一个劲儿摇头,“没法子扳回来了!”
这还是故作姿态。事实上呢,如果八千银子一个不少,还是有法子可以撤销原判。只是张掌柜咽不下那口气,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是掐住脖子硬灌,不太窝囊吗?
因此,他决定还是按正道办。撤销原诉的状子被压了下来,不要紧,可以进一张。这张状子上说,彼此误会已经冰释,仍愿与朱家联姻,原判离异,请求注销。同时又向大兴县衙门进状,张朱两家的婚姻,请准备案。张掌柜心想,只要县衙门承认,不管南城御史怎么批示,都不在乎了。
他的这两步棋,早在积年滑吏的估计之中,预先就堵塞了他的路子。首先是向南城御史的煽动,说这姓张的为富不仁,是个刁民;与朱家联姻一事,三翻四复,要如何便如何,既利用官势,欺侮姻亲,又是视官府如无物,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
南城御史也觉得张掌柜莫衷一是,其情可恶,便听从手下的话,提笔批道:“该民视婚姻大事如儿戏,反复无常,足见刁顽,所请不准,原状掷还。倘再渎诉,必依妄告律从重治罪,勿谓言之不预!”
当然大兴县的书办衙役,是互通声气的,这种大有油水的案子,更是桴鼓相应,勾串甚严。所以张掌柜在县衙门的状子亦被驳了,理由是:“前准南城御史文移,如该民所请断离有案。所呈各节,应仍向南城御史呈诉,本县碍难受理。”
这一下,真的推车撞壁,成了僵局。张掌柜想过好多法子,一个法子是搬家,到另一位巡城御史那里呈诉,但“户婚田土、赌博斗殴”,《会典》上称为“细事”,只准由犯事地方案员审理,其他地方衙门,不得干预。
至于“越诉”,就是向上一级的衙门呈告,更是于律不合,法所不详。
“是这么一件衙门里看来的小事,而当事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事。”刀吏目说,“你能不能想个法子?”
“怎么不能?不过,老刀,”郭长清说,“这案子可也不小噢!”
“怎么呢?不说户婚田土细事吗?”
“七八千银子出入,也不算是小事了!”
一听这话,刀吏目又惊又喜,声音也就压低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我也是有人这么托我,我想你老兄在刑部,顺便提一声。说实话,并不指望着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这件案子你能拿得下来,咱们不妨谈谈。”
“也许能拿得下来。谈谈不妨。”
“是的。”刀吏目说,“南城御史,听说是位很方正的老先生,水都泼不进去。如果你能拿得下来,我可以给你去说,多少银子包了下来。可是得有把握。”
“当然有把握。”郭长清说,“你先问问对方,能出多少。”
“好!”刀吏目说,“这件事我虽不是直接经手,不过我知道人家很急,递过话去,很快就有回音。
准定明天晚晌,仍旧在这里见面好了。”
订了后约,由郭长清做东付了账,各自散去。第二天中午,刀吏目突然来访。一见面便笑嘻嘻地递上来一份请帖,具名的是个陌生人,叫作张三义。
“这是谁啊?”
“就是那位张掌柜。”刀吏目说,“他的意思很诚,请你务必赏光。”
郭长清考虑一下说:“老刀,我也老实说,这种事,吃了人家一顿,话就不便谈了,谢谢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先谈。人家已经开了盘子了,总共出四千银子,你看怎么办,就听你一句话好了。”
“四千银子都在里头了?”
“是的。”
“你的一份呢?”郭长清问。
“当然也在里头。”刀吏目紧接着说,“不过,我这一份可以不算。”
“那没有这个道理。”郭长清心知对方另外会酬谢刀吏目,不过自己另有事求教他,不能不尽道理,当即说道,“这个数成不成,要谈起来看。咱们俩都是居间的,有好处大家均分,二八回扣,可以提八百两银子,每人分四百,你看如何?”
“当然好啰!不过,数目也差不多了,尽四千银子去办;如果不够,我这一份就贴补在里头好了。”
说来说去还是四千银子包办,郭长清觉得可以办得下来,便点点头说:“好吧!再不够,我那一份也贴补进去。”
“这不好意思吧!”
“彼此都是为朋友,无所谓。”
“那么,晚上仍请赏光啰!”刀吏目说,“倘或另外有朋友,约了来也不妨。”
“好吧!”
等刀吏目一辞去,郭长清立刻到都察院看一个朋友,打听南城御史袁承业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位袁老先生,字绍庭,山西人,科名很早,咸丰三年的翰林。新放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是他的同榜。”
这位袁都老爷清廉耿介,贿赂请托,一概谢绝,只是胸中不大有主张,易于偏听。郭长清心想,照这样情形看,不必托浙江司的同事去打招呼,否则白卖一个人情之外,反将事情搞得更僵。
回到部里,跟手下一个姓刘的司狱商议,刘司狱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容易得很!仍旧找南城御史的那个书办好了。”
“可是,怎么找法呢?”
“找浙江司的书办。”
郭长清被提醒了。南城御史审理的案件,既都归浙江司复核题奏,那么,那里的书办一定跟浙江司的书办打交道,不论公私,皆有交情,正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于是郭长清说道:“老刘,我手里有件案子,弄妥帖了,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起码也能弄个二三百两银子,就劳你驾去一趟吧。”接着将张、朱两家那件事,约略说了一遍。
听说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好处,刘司狱当然起劲,到浙江司去了一趟,笑嘻嘻地回来说:“都弄清楚了。”
刘司狱将案子的始末,以及南城御史那里,经办此案的书办姓名都弄清楚了,问郭长清是不是约地方见面?
“当然!”郭长清说,“我做个小东,喝杯酒,见见面。就在正阳楼吃螃蟹吧!”
正阳楼之会,一共四个人,主人以外,主客是南城御史的查办,姓杨,陪客是前司狱与浙江司的张书办。持蟹把杯,且饮且谈,张书办穿针引线地渐渐引入正题。
“谈到这件案子,都怪姓张的自己不知趣。”杨书办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越闹越大,想沾手的人很不少,彼此牵制着,越来越扎手了。”
“那还不是在你!”张书办递过一句话去,“只要你报上来,我们那里不会挑剔。”
公事上有了保证,杨书办的语气便不同了,“那倒可以想法子。不过,”他喝口酒,慢吞吞地说,“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人太多!”
“嗯,嗯!”郭长清跟刘司狱交换了一个眼色,刘司狱向张书办努一努嘴。于是郭长清便向张书办说道:“你们谈谈去。”
张书办受命将杨书办引到一边,悄悄说道:“这件案子是浙江司一位掌柜的司官所托,一大半是人情。
你老哥不能当一桩买卖,只当放个交情在那里。”
“是的!”杨书办说,“我懂交情。”
“是的,我知道你老哥很够交情。不过另外还有人,不能不敷衍。人家预备送这个数,你老哥一总包涵吧!”
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杨书办觉得两千银子太少了,面有难色。
“另外,”张书办见风使舵,“对你老哥当然也有一份谢礼,打算买两支人参的,我看,倒不如折干还痛快些。”
杨书办实在有些不甘心,原来就有三千五百银子可以到手的,经过一番周折,反倒减少了一大截,这话该怎么说呢?
“算了,算了!”张书办极力相劝,“行得春风有夏雨,这趟委屈,下趟我补。”
就这样软求硬逼,终于以两千五百银子成交。约定第二天仍在原处过付,先付一千,杨书办交代怎么做法,等事情办成,再付余数。
于是重新入座,欢然快饮。散席以后,郭长清跟刘司狱、张书办又有一番交道要打。总数四千银子,先抹下五百,下余三千五,除了付杨书办之外,还剩下一千,既然表示三一三十一照分。刘司狱倒是外场人物,认为张书办很出力,自愿少拿,结果定规郭、刘各取三百,张书办独得四百银子。
到得晚来,郭长清叨扰了张掌柜一顿盛馔,带回来了两千银子,也带回来刀吏目交付的三帖药,说是每帖药可以服三煎,一天一帖,到第四五天,包管病人精神旺盛,大概可以维持十天工夫。
“有十天的工夫尽够了。”刚毅很高兴。不过,他亦不无怀疑,带笑问道,“京里有几句挖苦几个衙门的话,老兄想来听说过?”
“是‘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医方’不是?”
“还有‘翰林院的文章’。”刚毅说道,“会不会有名无实?”
“不错,‘太医院的医方’跟‘翰林院的文章’一样,看起来很像样,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拿来的不是药方,是药,那就不同了。人家指着这个养老婆孩子,独得的秘方,当然跟公然开出来的方子不同。”
“啊,啊,不错!”刚毅踌躇着说,“那,这三帖药,人家也不能白给吧?”
“不相干,是我托南城御史那里一个朋友弄来的,交情够得上,分文不花。将来有事,请司里关照一下,就补了人家的情了。”
“好!就这么说,有事你来找我。”
有这句话,跟杨书办会面谈事,就顺利了。他将刀吏目的来头,以及刚毅的表示,细说了一遍。杨书办心想,这倒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且留着这个人事,到有什么案子出来,浙江司准驳之间,关系出入甚大时,打这么一个招呼,也许值一万银子都不止。
因此,他的脸色就不同了,“郭老爷,张家这件案子,你老的吩咐,我没有不尽心的。”他说,“我本来的意思怕说不清楚,打算请郭老爷的张掌柜跟他亲家当面谈,如今就跟郭老爷说也一样。”
这意思是即使成交了,他也还有刁难之处,不能那么痛快。郭长清心知其意,表示领情,拱拱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请你告诉我好了。”
他的办法说穿了分文不值,是由朱老大进一张状子,表明他的女儿不仅不是不愿嫁到张家,而且矢志从一而终。如今男家要求退婚,虽经判决,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但他的女儿仍以为生是张家人,死做张家鬼,誓以丫角终老。志不可夺,情实可怜,而男家亦已谅解,请求离而复合,仍准与张家结亲。
郭长清如言照办,由经手人一层一转达。张掌柜做事心急,自己托人替亲家做了一张状子递了进去。
那位“袁都老爷”看状子,嗟叹不绝,觉得朱家女儿,贞洁可风,立即传唤张掌柜来问,可愿与朱家复结姻亲?等张掌柜有了承诺,随即批准,还做了一首诗,赞美其事。
状子一批准,一切手续本来可以节节留难的,因为红包已到,畅通无阻,前后不过三天工夫,大功便已告成。张家大张盛宴,为儿媳与亲友见礼,郭长清、刀吏目自然都是坐首席的上宾。
在这三天之中,服了药的陈湖,虽然咳嗽如旧,而胃口特佳,精神旺盛。刚毅知道药效只能维持十天,所以不敢耽延,复又提堂审问。
当时是问到陈湖向刘锡彤指出,葛毕氏不安于室,而外遇是杨乃武,陈湖便即当堂吐血,此时便接着未完的话问。
“陈湖,关于杨乃武,你当时是怎样跟刘大令说的?”
“记不得了!”陈湖答说,“只说,外面风言风语,传闻很多。”
“刘大令没有问你,是些什么传闻?”
“记不得了!”
两个“记不得”将刚毅的火气引了起来,拍桌喝道:“你是有意不说实话!别以为你有病在身,我不会打你的屁股。”
“不敢。”陈湖有些怕了,“实在因为旧疾复发,精神委顿,神思恍惚,不大记得清楚。”
“我再问你,刘大令听了你的话,作何表示?”
陈湖想了一会答说:“记得刘大令说,要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当然是打听杨乃武与葛毕氏可有暧昧情事。”
“以后呢?”
“以后,我就告辞了。”
“那几天没有跟刘大令再见过?”刚毅紧接着警告,“你如果再说假话,可留点儿神。从旁人口中问出真情来,我不饶你。”
陈湖本想回答,那几天没有见过刘锡彤,听得刚毅后面的那两句话,便改了口:“那几天大概还见过一两次。不过,刘大令很忙,所以虽见了面,也没有闲谈的工夫。”
“闲谈没有,这件案子总谈过吧?”
问到这里,可以说是告一段落。照刚毅与翁曾桂、林拱枢的研判,陈湖在这件案子中,有两处地方要负责任:
第一,刘锡彤虽与杨乃武不和,但当起之时,如果不是陈湖提到杨乃武,说他是葛毕氏的情夫,刘锡彤就不会心生存见,以为奸杀相连,贸然认定葛品莲死于奸夫淫妇之手。
其次,全案的最大疑问,在于葛品莲是否中砒毒而死。砒霜来自爱仁堂钱坦之手,而钱坦本不肯承认,是因为陈湖的劝导,方始就范。如今钱坦已死,则陈湖就成了关键人物,事实真相唯有从他的口供中,才能确定。至于陈湖本人的责任,当然要看他的动机而定,如果知情而帮同刘锡彤胁迫钱坦勉强作了伪证,其罪甚重。因此,关于这部分的审问,不仅关乎全案的最后结果,对陈湖本人来说,出入关系亦很重。
就为了先有此了解,刚毅不敢马虎,如何入手,先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应该先加开导,劝陈湖尽量说真话,才能省好多事。此际,就到了要开导的时候了。
“陈湖,你总知道,沈彩泉已经据实招供了。此外还有爱仁堂钱姚氏跟杨小桥的供证,更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必忌讳撒谎的。拿他们那些口供合起来看,事实真相,了如指掌,就不提你到堂来问,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明白。”
“是!这一案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陈湖!”刚毅沉下脸来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就不对了!你的关系很重,你自己肚子里明白。怎么说,与你没有关系?你是自欺乎,欺人乎?我告诉你,我提你到堂,是给你机会。你如果态度诚恳,肯说实话,并且有悔悟之心,国法不外乎人情,自然可以从轻发落;倘或支吾其词,多方闪避,到头来你又瞒不住什么,那时候我想把你的罪名拟轻一点也办不到了!”
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把陈湖的心打动了,也打乱了!一时虽还不以为该说真话,但觉得说假话也难。因而怯意大生,不由得就现出瑟缩的神色。
见此光景,刚毅的心一宽,知道不难问出实情,但不宜开门见山,问到要害,以免逼得他闪避。
想停当了,便闲闲道:“余杭仓前地方,你熟不熟?”
那地方他很熟,但以不知问官的用意,陈湖便出以模棱之词:“不太熟。”
“不太熟,就是说,去过几次?”
“是!”
“你跟钱恺是朋友?”
“是的。”
“既然是朋友总常常往来?”
“是的。”陈湖答说,“偶尔在一起吃吃茶、吃吃酒。”
“是在仓前喝茶喝酒?”
“有时候在仓前,有时候在城里。”
“这样说,”刚毅问道,“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啰?”
“不算太熟。”陈湖依旧抱着折中的宗旨,好为自己留退步。
“钱姚氏说,你常到爱仁堂去的?”
这是诈语,钱姚氏并无这话,陈湖不知是计,不由得就分辩:“一塌刮子去过两次。”
刚毅是生长在京里的旗人,不懂什么叫“一塌刮子”,便追问一句:“你说什么?什么两次?”
陈湖省悟了,重新说一遍:“一共到爱仁堂去过两次。”
“那么,总也见过钱宝生啰?”
不说钱坦而说钱宝生,又是刚毅在使诈。陈湖虽还不曾觉察到他的“陷阱”,可也没有上当,故意避免提到名字,只说:“爱仁堂的老板见过一回。”
“爱仁堂有几个老板?”
“名义上是两个,其实只有一个,凡事都由他家老大做主。”
“老大是谁?”刚毅加一句,“叫什么名字?”
这一下陈湖省悟了,问官要逼他说爱仁堂老板的名字,是钱宝生还是钱坦?若说钱宝生,本是无中生有的三个字;如果道出真名,又与谕单上的名字不符。为了并顾,唯有两存,便即答说:“叫钱坦又叫钱宝生。”
刚毅诧异,很快追问:“他有两个名字?”
“是的。”陈湖很狡猾,知道有钱姚氏、杨小桥在,可以拆穿他的谎话,特意先编一番说辞,道在前面,“不过宝生这个名字,他自己是不肯承认的,因为他用这个名字跟人借了一笔钱,后来赖债赖掉了,自然不便再用这个名字。”
听此一说,刚毅越发诧异,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怪,陈湖知道钱坦与钱宝生的姓名不符,是全案的一个漏洞,早就斟酌出一个得以两全的说法。可是天下作伪之事,岂能天衣无缝?剜肉补疮,弥补了一处伤痕,势必留下另一处伤痕。细心去找,一定仍有漏洞。
“既然宝生这个名字已经不用,何以他又肯告诉杨乃武呢?”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答说,“也许因为杨乃武是陌生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告诉他了。”
最后两句话画蛇添足,恰好又为刚毅捉住漏洞:
“不错,对杨乃武说,没有关系。可是,在县官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能说没有关系吗?”
刚毅紧接着说,“不说别的,只说他的那笔债,钱宝生这个名字,落在县衙门里文书上面,铁案如山,他能赖得掉吗?”
这番话理颇直,气更壮,应以慑服堂下,陈湖唯有嗫嚅着说:“那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了!”
“哼!”刚毅使劲将桌子一拍,“我开导过你,劝你要说真话,你还是不听,刁猾成性,自讨苦吃!”
时已过午,而审问又可说是发生了波折,所以在另一间屋子里一面阅卷一面听审的翁曾桂,便写一张短笺,派人悄悄递向公案,不说请刚毅暂且退堂,明日再审,却说他太辛苦了,邀他小酌,借为慰劳。
刚毅当然能够会意,停止了这一天的审问,与林拱枢一起应翁曾桂之约,就近找了一家“京酒店”,喝着一种产自良乡,名为“干榨”的白酒,谈论案情。
“这个家伙很狡猾,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可是细细想去,竟无奈其何!子良,”翁曾桂问说,“你道我这话是与不是?”
“钱坦又名钱宝生,这在钱姚氏跟杨小桥能不知道吗?”
“是的!不过陈湖可以分辩,因为有钱债纠纷,故意不承认,这话也说得通的。”
“那么,总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
“不错,还有人知道。人在浙江余杭县,他可以随意指两个名字,请问是不是行文到浙江去传唤证人呢?”
“就行文,”林拱枢接口说道,“一来一往两三个月,案子也拖下来了!”
刚毅闭着嘴不响,脸上颇有负气的样子——当然是跟陈湖赌气,“好!”他重重地说,“我还是有办法教他服罪。”
“子良,”林拱枢问,“是何办法?”
“对事不对人!”
“对!”翁、林二人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将陈湖提堂,根本不谈钱坦是否又名钱宝生,而且,一开口让陈湖大感意外。
“你把沈彩泉的口供单,给他看!”
等录供书办检出,沈彩泉所作有关陈湖部分的口供单交了下去。他当然看得很仔细,一面看,一面想,眼珠乱转,显得颇伤脑筋的样子。这一下,刚毅得意地暗笑了,他的作用就是要扰乱陈湖的心思。
看完收回,刚毅问道:“你仔细看过了?”
“是!”
“沈彩泉的口供,与当时的实情,可相符吗?”
“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
“噢,你倒说,哪些地方不相符?”刚毅从书办手里,取过陈湖刚看过的那份口供单,放在面前,预备检讨。
“譬如,”陈湖很用心地说,“沈彩泉说,钱恺知道他哥哥卖了砒霜给杨乃武,很着急;说我安慰钱恺,‘照供单上说,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去害人,没啥关系,不必怕’。这话,我没有说过。”
“那么,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掉反而不好!”
“那时候,你还没有见到钱宝生,也不知道他在花厅里供些什么,是不是?”
“是的。”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钱宝生耍赖,不肯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呢?”
堂上很厉害,堂下也不弱,陈湖辩说:“这是料想到钱家老大可能会赖,所以我预先关照一声。老百姓胆子总是小的,大凡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先赖掉了再说。”
“一点不错!”刚毅针锋相对地,借他话的讽喻,“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赖掉了再说。”
陈湖不敢作声。但显然地,面对着这位善于捉漏洞的问官,他已心余力绌,感到弥补破绽很不易,因而虚火上升,两颊飞红,额上亦微微见汗,现出肺痨病人潮热的特征。
而刚毅却愈有把握了,想好了一连串的疑问,不容他喘息。“陈湖,”他问,“沈彩泉拿钱宝生带了出来,你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是他兄弟先跟去说的,说托了我来替他打听案子,不要怕。”
“以后呢?”刚毅说道,“你自己把当时的情形讲下去,不必等我问一句,答一句。”
问一句,答一句才有回旋闪避的余地,要他自己道明经过,就无此方便了。因此,陈湖更感吃力,说是钱家老大告诉他,刘大老爷要拿他解到杭州府自己去申辩。在县里都申辩不清楚,到了人地生疏的杭州府,更会吃亏,无论如何要请陈湖替他设法。他呢,为了与钱恺交好,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他尽力。
絮絮不断,翻来覆去只是谈他自己不能不管这桩闲事的苦衷,对于案情的揭露,毫无帮助。刚毅心知这是他借故拖延,恰为情虚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肉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肉,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肉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肉,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
“没有法子。县官不肯另外补人,只好——”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诀窍了。我只问你,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天气又热,有些发胀了;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一按就破;口鼻有血水。”
“噢!”顾良问道,“水泡按破了,里面的肉是什么颜色?”
“红中带紫。”
“红中带紫?噢,噢,好!费心,费心。”顾良喊一声,“振魁,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
“是,师父!”魏振魁问,“就是一块腮门骨?”
“对!就是这一块好了。”
于是,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略略看了一下,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用个朱漆盘托着,送了过来。
这就是检验了!全场肃静无声,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只见他站起身来,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取在手中,用大拇指擦了两下,定睛一看,随即抬起头来,看一看阳光——日色向西偏,他面西北而立,用左手遮在眼旁,挡住斜射的阳光,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映日照看,看完一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便将那块骨头,放回托盘。
“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
三司官无不惊异,也无不怀疑,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其中刚毅比较性急,忍不住发问:“顾司务,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
“怎么样?”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装聋作哑,有意卖关子,竟不作回答,只转脸问魏振魁:“带着剉刀没有?”
“带了。”
这时,翁曾桂想了一件事,向刘锡彤招招手说:“刘大老爷,请你一起来!”
“是,是!”刘锡彤求之不得,急忙答应。
于是,王司官领头,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魏振魁搀扶顾良,跟在后面,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就是刘锡彤。
堂上望见人影,亦复惊奇。“看样子,鉴定了!”袁葆恒赞叹着说,“到底姜是老的辣!”
“只怕不尽然。”桑春荣表示怀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且听他回复了再说。”
一行数众,上得堂去,翁曾桂躬身说道:“回六位大人的话,顾司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结果已经有了。”
“噢,”桑春荣问道,“可有中毒的迹象?”
“没有!”顾良朗声答说,“此人是病死的!”
此言一出,刘锡彤突然一哆嗦,神色大变,浑身越抖越厉害。林拱枢眼尖,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将他扶住。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先指一指托盘,方始问道:
“从何见得?你说个道理看!”
“是!”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
“骨头是黑的。”
“是!”顾良答说,“表面发黑,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潮气未净,长了霉斑。倘或中毒而死,骨头里外都是黑的。大人,这块骨头,外黑里白!”
“里白?”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就亮处照看了一下,不解地说,“怎么看得出来,里头是白的呢?”
“大人当然看不出来。”顾良笑道,“如果看得出来,就用不着仵作了。大人如果不信,当场试验。”
“对!”翁曾桂接口,“你试验给堂上看。”
顾良点点头,向魏振魁说:“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
魏振魁点点头,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一只手拿剉刀,一只手拿尸骨。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双手却微微发抖,因为心里紧张,万一剉去表面,里头也是黑的,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突然想到,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且先看看,这话可准?
魏振魁的眼力,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而况已被提醒,更易明了。
定睛注视,果然不错,确是霉斑!
这一来,信心大增,手上也就很利落了。一刀剉下去,欣慰不已,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又是一剉刀,两面尽皆莹白,与未剉的部分对照,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大人请看!”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双手捧起,得意地说。
由桑春荣开始,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个个惊异欣慰,唯有刘锡彤的脸色,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
“顾司务,你好眼力!好本事!不过,你肯不肯具一张结?”桑春荣说,“具结复检不误,确是病死。”
“是!是!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顾良答说,“照规矩,仍旧要节节检验,填具尸格,以魏振魁动手,顾良具结就是!”
“好!”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刘大老爷!”
“是!是!”刘锡彤张皇失措地,“卑职在。”
“刘大老爷,刚才顾司务的话,你总听见了?”
“是!听见了。”
“上谕派你跟同检验,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说着,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取起尸骨,仔细检查。
“这里面,也不能说全是白的,有点发黄。”
“不管发黄发白,反正不是发黑,表里不一,是不是?”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是!”
“不是发黑,就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
“那,那要看《洗冤录》。”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白公请看,”他向桑春荣说,“到此地步,他还不肯认错!我看非参不可了!”
桑春荣点点头,对堂下直呼其名了:“刘锡彤,你早肯看一看《洗冤录》,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听参吧!”
刘锡彤到得此时,才知一着错,满盘输!勉强答一声:“是!”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只听一片“嗡嗡”的声音,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在小声议论,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有的大骂刘锡彤,有的歌颂朝廷圣明,有的赞扬刑部官员,而一致关切的,则是此案作何结束?
就这样议论纷纷,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不得不嘱咐大兴、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上紧弹压。先是大声呼喝:“别出声!别出声!”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不消三五下,顿时又肃静无声了。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冬日昼短,天黑在即,要赶快结束退堂。这天重在检验,但虽有结果,还有道手续要办,除了顾良以外,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以及一干人证,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葛两家亲属在内,均须一一询明,对检验的结果“骨白无毒”,有无异议。
谁也不会有异议,连沈祥亦俯首无言。既无异议,便也要具结。等这些手续办完,宣布退堂,暮色已现,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留下司官,收拾残局,直到天色黑透,方始竣事。
“总算有了结果!”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这一下,可以轻松几天了。”
“不然!”翁曾桂拦他的兴头,“检验虽有结果,棘手之事,方兴未艾。”
“怎么呢?”刚毅愕然。
“你想,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
“我知道。”刚毅答说,“咱们按律拟罪,不管巡抚、学政,公事公办!”
“好吧,子良兄,你试试看。”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不免有点赌气。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拟了一个奏稿,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抱牍上堂,要求判刑。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奏请之事:第一,刘锡彤革职;第二,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解任听勘;第三,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何以未能审明真相。
看完奏稿,桑春荣大摇其头。“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他说,“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
“大人!”刚毅抗声说道,“昨天的情形,大人看得很清楚吧?此案朝廷威信所关,本部观瞻所系,非比等闲,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
“切实不错,孟浪不可。你们三位,”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请照我的意思,重新拟稿。”
刚毅还想再争,翁曾桂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必多说。回到司里,这样劝他:“子良兄,事缓则圆。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咱们一步一步走,不更切实吗?”
“好!一步一步走着瞧!”刚毅也想通了。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只请革刘锡彤的职。奏折一上,立刻便有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也很广,连监狱中都知道了。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夜忧急交加,口吐狂血。等郭长清得报,请了医生来诊治,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陈湖奄奄一息,六脉将脱,延到中午,终于病毙在狱中了。
“案子快点结吧!”翁曾桂说,“上谕所指示的三点,葛品莲是时疫致死,葛毕氏畏刑诬认,情节都很显然。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亦不见得。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就照上谕,‘按律定拟’,中途有疑问,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
“这样好!”林拱枢表示同意,“我想,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则爱仁堂卖砒之说,完全不确,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应该通知他们,不必再听候传讯。”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皂保,独持异议。“还不能这么办!”
他说,“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
“还要传唤到堂?”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立刻便问,“大人的意思,砒毒这一节,还要再查究?”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但事实上已有传说,宝鋆将皂保请到家,以刘锡彤重重相托,如今看来信而有征。但将刘锡彤的罪名,设法拟轻些,可以办得到;如果再来一个反复,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因此,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只是本性庸愚,既无见事通明之才,亦无巧为敷衍之术,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因此,他含含糊糊地说:“再看看,再看看!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
“结案可没有那么快!”袁葆恒忍不住开口,“今天腊月十七,转眼就封印了!过了年,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这件案子很复杂,覆奏是一通‘万言书’,斟酌尽善,缮正呈递,是二月里的事了。”
“是!”刚毅不自觉地称颂,“袁大人真明白!”
“提到过年,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除了情罪重大,确凿无疑者以外,一干不相干的人证,或者情罪轻微的,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这一下,三司官把他料透了,原是个无用的人,只要据理力争,不怕他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你们只管去办,白公那里有我!”
这个举措,当然普遍博得好评,而刑部官员吏役,在“与有荣焉”的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奸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奸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奸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奸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奸’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
宝鋆所关心的只是刘锡彤。但案情有连带关系,定罪亦互相比附,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将同案犯人的某一个判得过轻或过重。因此,宝鋆要帮刘锡彤的忙,只有一个办法,为杨昌濬与胡瑞澜设法减轻处分。
这两个人的官阶最高,他们的处分一轻,以下就会照比例连带递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刘锡彤就可望不致充军。
于是,找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宝鋆将这一案的结果,细细告诉了恭王,然后表示他的看法:“杨石泉怕会革职。果然如此,处分嫌重了一点,而且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怕引起左宗棠的误会。第一,杨昌濬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拿他革职,仿佛是对左宗棠的打击;
其次,左宗棠为了筹饷方便,一直想扩张地盘,前几年甚至攻掉了他的亲家广东巡抚郭嵩焘,奏保他的亲信蒋益澧继任。不久,蒋益澧落职,广东巡抚这个肥缺,仍然由朝廷控制,而左宗棠就只剩下浙江一个地盘,似乎应该为他保留。
恭王与宝鋆的私交特厚,益应为他进言。因此,当两宫太后每日照例召见军机,谈到这一案的处分时,他便替杨昌濬求情。
“杨昌濬罪名甚重,不过左宗棠西征,用兵正在要紧的时候,如果拿杨昌濬革了职,于左宗棠的面子上,似乎不好看。朝廷优容勋臣,可否请两宫太后格外加恩,从宽处分,将杨昌濬革留。”
“革留”是“革职留任”的简称。这个处分,看似严重,其实甚轻,远比降级来得便宜。因为一降了级,要按部就班升回原来的品级,得要相当的时间;而“革留”则只要找个机会,随时可以撤销,尤其是封疆大吏,这种机会甚多,譬如剿平一股土匪,照例报奖,“革留”的处分便可轻易消失。所以恭王作此建议,当然是帮了杨昌濬极大的忙。
无奈两宫太后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刑部所审出的情节,颇为明确,而王昕的奏折,更觉动听。此时便由慈禧太后回答恭王,“六爷,”两宫太后对行六的恭王,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都是用这个称呼,“左宗棠的面子上不好看,咱们另外想法子帮他补过来,杨昌濬可是非革职不可!不然,言官还会说话。”接着,慈禧太后朗诵王昕折中奏的警句:“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大臣”不分内外。如果军机大臣为督抚缓颊,亦就是“朋比之势”,恭王心生警惕,只好答应一声:
“是!”又说:“胡瑞澜的处分,也要请旨。”
“当然也是革职。其余的,都照刑部所拟定罪。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军机章京立即承旨写了一道上谕,送呈两宫太后看过,当天便由内阁明发,牵延了三年有余一件大冤狱,终于正式昭雪了!
上谕中说:“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复讯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澜提讯,据该侍郎仍照原拟具奏,经刑部以情节歧异议驳,旋据都察院奏浙绅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审讯,经刑部提集人证,调取葛品莲尸棺,验明实系因病身死,并非服毒,当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审。并据御史王昕所奏,承审大员,任意瞻徇,复谕令刑部彻底根穷。兹据该部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葛品莲,枉坐重罪,荒谬已极!着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前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知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并不究明确情,率行具详,实玩视人命。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府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承审此案,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
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
“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障,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着即行革职,余着照所拟完结。
“人命重案,罪名誉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以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所以上谕一发,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有人以为复审的知府、知县,一例革职,有欠公平,其中陈鲁与郑锡滜所负的责任更重!如果说,陈鲁在小白菜与杨乃武诬供之后,能够传唤钱坦到堂,与杨乃武对质,案情真相,即不难由此大白。而郑锡滜奉令密查,竟与被查的刘锡彤勾结在一起,以致杨昌濬耳目为之所蔽,一错再错,更是大负委任,说起来,杨昌濬的前程,一半断送在他手里。
当然也有人觉得刘锡彤可怜,革职固是罪有应得,充军则“年逾七十”,本应格外邀恩,而律例反有“不准收赎”的规定,未免太不合理。
原来赎罪分为三种,有一种叫“收赎”,凡是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个规定。但罪犯年在六十九以下,判刑服役,到了七十岁,便准收赎;而七十岁以上犯罪,反而与规定不合,不准收赎。因此,宝鋆除了厚赠川资以外,对刘锡彤别无可以援手之处。
也就是因为这个“收赎”的规定,沈媒婆跟小白菜,都可以免予杖责。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十杖加银五钱。婆媳二人各杖八十,每人缴四两银子,便可无事。
这八两银子是谁来替她们缴纳,却成了疑问。因为这场官司打下来,被牵连在内的人,无不大受其累。
沈媒婆的丈夫沈体仁,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以及葛品莲的房东,喻家的亲戚王心培,在刑部过堂以后,因为京中居,大不易,早就搭“回家”的粮船,沿运河回杭州,转余杭了。葛、毕两家,京里举目无亲,刑部浙江司与提牢厅,要发落沈媒婆、小白菜婆媳,竟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人。
好的是浙江押解葛品莲尸棺的委员,候补知县袁来保还在京里。翁曾桂把他找了来,会同提牢厅先办了一个交代,余杭县的仵作沈祥,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一个徒刑两年,一个杖一百,流亡千里,都该带回浙江去执行。
再是葛品莲的尸棺,也要由袁来保领回。至于在监病毙的陈湖,并无家属在京,当然不会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通知大兴县,找块义冢地,埋掉算数。然后,就要谈到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了。
“沈喻氏、葛毕氏婆媳,你也领了回去。”翁曾桂说,“折赎银八两银子,你可以报公账;如果真不能报,部里同仁替她们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八两银子小事,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违命之处,请见谅!”
这个回答,大出翁曾桂意外,当即问道:“为什么不能领人?”
“领了回去,我怎么办?一直要送回余杭。这婆媳两个,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一路上的伙食用途,也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责任?”翁曾桂不解,“什么责任?”
“阁下请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一场磨难,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想到前路茫茫,又伴着一具棺材,触景生情,随时会寻死。”袁来保紧接着说,“运河又不曾加了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了河,连个尸首都没找处,那一来,不是我要打人命官司了。”
“这一点,可以预先开导她!想来她忏悔宿业之不遑,哪里还会再来害你?要寻死,又何必不回到余杭再死?”
“好!这话就算不错。不过,阁下还要想到,‘小白菜’三字,天下皆知,在我船上,就等于挂了一块活招牌。而况她虽经牢狱之灾,依旧丰姿嫣然。这运河上很有几个难惹的码头,万一招蜂引蝶,或者土豪劣绅,见色起意,有所图谋,那时,即使小白菜不想害我,也不成啊!”
“这番顾虑,倒也不可不有,不过,老兄也要替我们在公事上想想。”翁曾桂说,“浙江的案子,浙江的人犯,我们当然只有找浙江的委员,老兄,你倒设身处地,你我易地而处,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是!是!我亦并不推诿责任,等我去筹一个办法,明后天再来接头。今天,要我领人,实在为难。”
翁曾桂无奈,只好暂且答应,不过,定了一个限期——限期甚促,只得一天。袁来保也是老公事,知道刑部有刑部的难处,罪犯已奉旨处分,而仍系狱,易于引起流言,以为承办司官,有所留难勒索;倘或有言官闻风言事,奏上一本,势必奉旨查办。即令真相不难解释,亦已惹上麻烦。所以亦是无可奈何地承诺了这个限期。
就在这时候,想到了一条路子,立即问道:“请问,杨乃武可曾开释?”
“还没有!此案当然先要跟老兄接了头,才谈得到其他。”翁曾桂说,“杨家亲属,今天一大早就来了!现在跟老兄已经谈好,杨乃武马上就可以释放。”
“不!不!没有谈好,没有谈好!”袁来保乱摇着手说。
翁曾桂不悦地质问:“你怎么言而无信?”
“噢,噢,”袁来保歉然赔笑,“我话说得太急,以致阁下误会。我请阁下帮个忙,跟杨家领人的亲属说:‘要放一起放!’行不行?”
“你的意思是,杨乃武、葛毕氏开释的手续,得要一起办?”
“是!这一来,我就可以责成杨家领回沈喻氏婆媳,负责送回余杭。那就一天的限期亦不必,今天就可以料理清楚。”
翁曾桂想了一下说:“我可以帮这个忙。不过有个条件,以今天为限,一定要办妥。沈喻氏婆媳多羁押一两天,还可以说是收赎银两未曾缴纳清楚;杨乃武是应该立即开释的人,多留一天都不行。”
“我知道,我知道!我立刻去办这件事。”
辞出浙江司,袁来保派跟班去找杨家的亲属。找来的是杨乃武的妻舅詹善政,袁来保首先向他道了喜,然后问他,见到了提牢厅的官员没有?
“见到了。那里说,要等浙江司发落,到浙江司,又不知道该问哪个。真是急死人!”
“你不要急!你姐夫今天一定可以跟你姐姐见面,夫妻团圆。不过公家办事有公家的规矩,这件冤狱,令亲跟小白菜本是正犯,要处置一起处置。小白菜跟她婆婆要缴收赎银子——”
“那不要紧!”詹善政很慷慨地抢着说,“我们替她缴就是,一共八两银子。”
“对!八两银子。不过,不是八两银子的事!沈、葛两家,眼前一个亲人都没有,收领送回余杭,得要有人负责。”
詹善政一愣,“袁大老爷,”他说,“我们也不是沈、葛两家的亲人。”
“我知道,唯其没有亲人,刑部才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这,”詹善政嗫嚅着说,“我就做不得主了。”
“谁能做主?”
“我姐姐。”
“那就请你赶快去商量。”袁来保说,“我在客栈里等你回话。”
袁来保跟詹善政都住在东河沿的客栈,相距不远,等詹善政赶了回去,他的姐姐,也就是杨乃武的妻子,已经等在走廊上望眼欲穿了。
“你姐夫呢?”杨太太问。
“还有点手续要办。”詹善政说,“进屋去谈。”
到了屋里,詹善政将袁来保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杨太太一路听,一路脸色就变了。
“这件事办不到!”她一口拒绝,“我们一家教她害得好惨!今天还要替她缴赎罪银子,送她回余杭,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詹善政不想他姐姐是这样决绝的态度,一时倒愣住了。心里在盘算,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如果小白菜不能出狱,杨乃武亦复如此。但这话一说出来,可能会使得她气上加气,弄成僵局,更难化解,所以想想只有婉转相劝。
“姐姐,话不是这么说,你也要看开一点。”詹善政说,“小白菜虽然有错,可是当年杨大姐入狱私探的时候,她也忏悔过,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这样,这场官司才能扳过来。”
“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要活命的缘故。”
詹善政又说不下去了,愣了好一会儿,只能这样问:“那么,怎么办呢?”
杨太太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也知道这个结不打开,丈夫即不能出狱,所以意思也有些活动了,“八两银子,我替她出。总归倾家荡产了,也不在乎这一点点数目。不过,”她很坚决地说,“要送回余杭,办不到!我连看都不要看她。”
八两银子是小事,症结就在领人。詹善政只好实说:“照这样子,你的话等于没有说。”
“要我怎么说呢?”杨太太大声地问。
做兄弟的也有些光火了,“说来说去,也要怪姐夫自己不好!”他将一直不肯说的一句话,滑了出来,“小白菜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小白菜也不是存心害人,咬出奸夫来,她自己也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这几句话,就像一个焦雷打下来!杨太太好半天作声不得,然后,两行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了下来。
詹善政大为不安,“姐姐,”他告饶似的说,“是我不好!”
“不怪你!怪来怪去怪你姐夫。你的话不错,她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杨太太略停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拿钱去晦气,把他们接了出来,另外托人送回余杭。”
这不失为一个处置之道。詹善政便即答说:“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姐姐,你拿一百两银子给我。”
这一百两银子,立刻就被詹善政送到袁来保那里,坦白陈明,除了缴纳刑部的八两赎罪银子以外,其余的作为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俩回余杭的盘缠。他一躬到地,哀求着说:“务必请袁大老爷成全。”
袁来保实在不愿意管这件闲事。因为他这趟差使,对刑部来说,固然毫无差错,但落得巡抚以下多少官员革职这样一个结局,即令与己无干,总是件非常没趣的事。回到杭州交差,不但无劳绩可叙,说不定还会遭杨昌濬埋怨,丝毫不曾尽到疏通调护的责任。如果因为携带小白菜回浙江,路上出点差错,岂非更增咎戾?
可是,詹善政的态度又是如此,再说,事情总也要有个方向。这副担子如果自己不挑,就没有人能挑得起来。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说:“只好一步一步走。人,我先弄出来,把沈媒婆、小白菜先安置在客栈里。怎么样送回去,另想别法。”
詹善政所关心的是,杨乃武能立即出狱,所以对袁来保的主意,自然赞成,当时随着到刑部,由袁来保到浙江司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可以到提牢厅去领人了。
谁知到了那里一看,刑部上上下下的官儿差役,都等在那里看热闹。见此光景,袁来保却又踌躇了。
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人太多,太招摇!此刻还不能领人。”
“不能领?”詹善政急得要哭了,“为什么?”
“为什么?”袁来保有些生气了,“你没有长眼睛?这一领了出来,你把你姐夫带走了,留下小白菜给我,人家围着看,跟到东,跟到西,叫我怎么办?”
“那么,袁大老爷,什么时候领呢?”
“等我来跟里头打个商量,只有到天黑了,人散了来领。”袁来保说,“只有这样,先把她们婆媳住的地方安排好,再雇一辆车子等在那里,天一黑,把人领出来,悄悄送到客栈。这两件事你去办。”
“是了!”
“还有,里面有开销,你总知道?”
“是的。事先打听过了,说是一个总的红包好了。”
“多少?”
“八十两银子。”
“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交给我。”袁来保说,“你去办,办妥当了,到我客栈去等。”
于是,詹善政交了红包,自去办事,定好宣武门外一家客栈,是个小跨院,相当隐密。又在骡马市雇好一辆篷车,约定下午四点钟到袁来保所住的客栈等候。然后又回自己住处,向杨太太说明一切,方始到袁来保那里去等候。等到下午两点才等到。一见面袁来保就大摇其头:“麻烦得很!”
麻烦的是女监的规矩特重,接取女犯若非父夫兄弟,不得交付。袁来保以浙江派来委员的身份,自然可以收领,但这一来就成了“公事”,非袁来保所愿,所以交涉了半天,竟不得要领。
听得这段缘由,詹善政有个感觉,胸膛像要炸裂似的,涨红着脸息了好半天,才得把那股怨气勉强压了下去,能够开得出口了。
“袁大老爷,照这样说,沈媒婆、小白菜除非沈体仁由余杭赶了来领,她们就一直要关在里头?”
“这好像不大合理是不是?”袁来保重重点头,“照刑部提牢厅的话来看,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舍亲也就不能放出来啰?”
“这是他们不合道理。我也替你争了!不过,”袁来保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就争得赢,令亲出狱,也是明天的事。”
詹善政想到他姐姐,吃尽千辛万苦,所等的就是这一天,谁知等到了,却又横生枝节。自己回去,不知怎么交代。不由得冲出一句话来:“真是欲哭无泪!”
这句话在袁来保来说,有点不大受得了。他也是受了刑部许多气,不想还遭詹善政的埋怨,当然忍不住了。
“这可奇怪了!我是浙江巡抚衙门派来的委员,又不是你杨家的家奴,凭什么要替你奔走?费心费力跑了半天腿,落这么一句话。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真正岂有此理!”说完,袖子一甩,背过身子去不理他。
詹善政大惊失色,悔恨不已,赶紧上前赔笑说道:“袁大老爷,袁大老爷,你老完全误会了!袁大老爷这样子帮我们的忙,我又不是畜生,哪有不懂好歹、不知感激的道理。我是说,刑部提牢厅刁难得实在太过分了!我那句牢骚话,决不是对袁大老爷发的!我罚咒!”
“算了,算了!你罚什么咒!”袁来保发过脾气,心里好过些了,“你们两方面,虽说是怨家,实在是一案同遭冤枉的患难之交,大家应该彼此体谅、彼此帮忙。你跟你姐姐去说,她如果肯出面来扮一扮,公事上交代得过去,你姐夫跟沈媒婆她们,今天还来得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