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遠在英國時，聽到姐姐打電話，說起一位圈中很有名望，在外風評極佳，為人和藹可親的導演，他的兒子和子夜上一間小學。某天子夜回家，同母親小聲講了一件極隱秘的猥|褻之事，問母親，「這是不是不妥？」被陳金生聽見，覺得似乎是一件極丟臉的事。當即講了類似，「你想做什麼，報警抓他？」之語。子夜答不是。陳某接著說，「夠丟醜了，還有臉講。想博取關注？」子夜沒有再提，哪怕之後數年萬分抗拒去學校，也都沒有再提。直到十年前，該名男子因為猥|褻幼童上了新聞，因為背景強大也就不了了之。而這樁子夜蒙受不白冤屈的陳年舊案，也因為「丟人」，而在陳家不了了之，往後也沒有人再提起過。
第二次，是關於子夜寫作。寫作經驗，最初往往是經由模仿得來的，世間名家都不例外。陳家有幾位很好的榜樣，所以子夜起初模仿對象是姑姑。那時他約莫八九歲，嘗試模仿她一片女性小說的口吻，來寫一位女子的黃粱一夢與生老病死。歡歡喜喜捧去讓陳滬君點評，卻換來一通不留情面的羞辱。「你這壞種，小小年紀，好的不學，學起偷東西，」經由譚大姐轉述，陳滬君是這麼講的，「三歲看到老，從小偷雞摸狗，大只能去館子裡賣肉。」 書里也寫不出這樣對幼童令人髮指的羞辱。這樣驚悚的話，宛如心理變態，簡直不忍卒聽……應當還有相對應的肢體暴力，但譚大姐沒有轉述，也許也覺得難以啟齒。
再後來，他聽說過許許多多他們關於子夜的議論。評價變成了，他「撒謊成性」，因為「會突然說自己身上生蛆。」時常不聽人講話，不與人打招呼，一點禮貌也沒有，和他母親一個德行。
但他又常常藉由對子夜的諸多污衊，從隻言片語窺得他內在極為聰明的真相。譚大姐對陳滬君心生怨懟時，偶爾也會對子夜中肯點評：「他看三流小說，也能有一流感悟，常常無意間使兄妹兩的觀點顏面盡失……小孩子要引導，不可打壓。兄妹兩卻壞得很，常批駁他，說他講錯了。兩個業界名流，在飯桌上就一個觀點，對一個小孩子齊齊開炮，非得逼他承認自己講錯了才肯罷休。你說好笑不好笑？」
子夜高於他們，卻忤逆了他們，違拗了他們。
那時候，譚天明才知道，有些最深重的暴力，遠遠不是經由肢體。而是一句句詛咒，寫進你倒背如流的典籍，融進你必將要使用的文字，由此融進你一寸寸骨血，從審美上對你進行畢生的霸凌。
他們逼得一個天才於文字的人，必得要與文字來割席，才能完成自救。
他雖與子夜不熟，卻一直關注著子夜。《毗舍闍鬼》在內地出版，他第一時間去買來看，被驚艷到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那年代，青年男作家都在叫囂自己無處安放的荷爾蒙，略成名的男作家往往通過表達對女性的不屑，來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膚淺的不屑。子夜卻過早地閹割了自己真誠地書寫。因為工作原因，他見識過太多男性，從乾淨少年到油膩中年，中間的過渡是聲色犬馬與手握權柄。譚天明終於後知後覺意識到，他藉由精神弒父，想表達的某一思想，也許是，「權力之巔的雄性往往使人作嘔，只有去勢一切雄性激素，才能勉強為人。」
子夜與權力的抗爭終於以失敗告終。
二十一歲的子夜回到家中，也是因為他的一敗塗地，於是被迫低下頭，由衷地道歉，是我錯了。由此完全放棄抵抗，順從地接受來自文字世界裡上位者的一切凌遲。
子夜進中文系之前，譚天明曾到陳家參加過一次聚會。席間，他曾聽見陳金生極為輕描淡寫的一句，「我不指望你混成黃霑，將來混個二流就成。」
哪有父親這樣講話？譚天明聽得膽寒。而更讓他覺得恐懼的是，屋中每個人面色如常，該打牌打牌，該講笑話照舊。這話無關緊要，每天都在發生。很痛嗎？做人不要這麼敏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