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敬重重把奏本一摔， 埋怨道：「年少氣盛，不知好歹。」
他不死心，又揀起來準備再看一回， 誰知， 這一回卻看出了別樣的意思來。按理說， 不論是為升官發財，還是為與聖上賭一口氣，李越在宣府都應費盡心思做幾樁大事，可這奏疏中盡談得卻是宣府的底層治理，所舉的事例皆是小案。蕭敬按捺住不解，細細讀下去，誰知越讀越驚喜不已。
譬如就申家屯村的劫匪、流民擾亂治安一案，有些官吏就是抓人了事，但是李越不這麼做。他寫道：「世上既無生而治之的良民，也無生而亂之的暴民，治亂與否，不在百姓本身，而在治道是否得當。」
在他看來，宣府數村的不穩雖是小案，可細思背後卻有大弊。蕭敬看到此心中稱是，他也是窮苦人家出身，否則也不至於入宮做了太監，尋常老實巴交的百姓要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誰會敢來和朝廷作對。
他繼續看下去，李越認為流民四起有以下幾個緣由：一是韃靼長年在春秋時節燒殺搶奪。百姓春耕不及，秋收時又兩手空空。有些人辛苦一年，到最後竟然同白做沒有兩樣，再加上地租的高昂，他們被逼無奈，只能出來流竄。二是近年災荒連連，災民在本地得不到救濟，於是出來逃荒。三是豪強劣紳，侵占土地，淫辱婦女，有些長工忍無可忍，索性動手殺人，背上命案之後，只能外出逃亡。
並且，流民的出現意味著本地的人口流失，人口流失直接帶來的就是賦稅不足。地方官吏為了保證稅額，竟然推行「陪納」制度，將流民身上的賦稅強行讓同鄉代為繳納，這就讓本地的良民也跟著一齊破產，被迫流亡。
並且，這會帶來惡性循環，逃得鄉民越多，陪納的數額就越大，而陪納的數額越漲，負擔不起的鄉民逃竄得也就越多，長此以往，必會惹出大禍。
至於，流民之事出現已久，鄉里卻無計可施，這並不是當地的將官不用心，而是流民目前尚未鬧出大亂子，將官又忙於同蒙古作戰，所以無暇顧及。而當地的百姓或與流民相熟，不忍大動干戈，村中一盤散沙，也無法團結起來抵禦，所以只能任人宰割。但他李越既然身為巡按御史，自然是要查漏補缺。
西周時行鄉遂之制，春秋時推行什伍制、連坐制，宋時王荊公推行保甲法，前元時則以社長來管制鄉里。我朝太祖皇帝也曾推行里甲制。可見，管制流民不能全靠武力鎮壓，在肅清之後理應對現有底層的治道進行適度的調整。
蕭敬正待繼續看下去，就聽簾外的轎夫道：「老爺，到宮門口了。」
蕭敬聞聲一愣，卻遲遲不下轎，外頭的轎夫茫然不解，忍不住再喚了一聲：「老爺？」接著就聽蕭敬在裡頭道：「先去楊學士府上。」
蕭公公端坐在青呢大轎里又是苦笑，又是嘆氣：「真真是前世冤孽，兩個冤家鬧事，卻苦了我這個老頭子跑腿。」
而頃，蕭敬就到了楊廷和府邸外。楊廷和一家還在用早飯，忽聽下人來報，蕭太監來了。這可把全家人都驚得不輕。楊廷和急忙整理衣冠迎蕭敬入正堂，他問道：「蕭公匆匆而來，可是出了什麼事？」
蕭敬將李越的奏疏遞給楊廷和，嘆道：「石齋公先看過再說。」石齋是楊廷和的號。
楊廷和還以為是什麼緊急軍報，誰知一看卻是李越的奏疏。他一目十行翻過後道：「含章是做實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