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了些笑意，又似有遺憾：「至於其他，不過難得此際遇罷了，難道子美你為官一方，會魚肉鄉里麼？」
杜甫也笑了：「自是不會。只不過楚姑娘言道中唐之以詩寫現實，前承於我，而白居易諸人關心民瘼之作，實多於我，江山百代，青出於藍，實在是令人感嘆。」
「確是如此！」李白對這種現象也非常滿意，不知想到什麼，再開口語帶調侃：「白居易曾道我之詩文，風雅比興十不存一，看來以後，我得多作古風咯！」
杜甫聞言忍俊不禁：「我亦不過三四十首，尤需補新篇。」
「那便藉此暢遊之機，一訪民情？」
「甚好！也效前賢后者，作那周詩三百篇！」
畢竟，詩仙也好，詩聖也罷，俱是人民評說，筆下，不該沒有人民。
不獨是李杜二人，曹植高適韓愈李賀杜牧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等文人士子也紛紛大受震動。
說到底，在儒家兼濟思想浸潤下的詩人，沒有一個不曾有濟世之心，雖然仕途多困頓，但他們卻一日不敢忘報國安民之志，天下萬姓，不已位之尊卑定人，而是看其是否有利民之舉。
他們忽然覺得有了方向，不是史書刀筆，而是廣漠民間，不曾入仕施為，亦可用詩筆喊出心中意、生民病。
一時之間，幾乎許多詩人都將目光投放到此前有所忽略的民間，並有意識地創作出了大量的反映現實之作，詩之諷喻傳統，在中華大地上歷經千年而不衰，甚至時常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就導致官方樂府機構每朝採集的民歌越來越多，而不少官紳士子竟是不敢太過為非作歹，因為那樣會被寫到詩里反覆唾罵，甚至出門還有黃衫客偷偷扔菜葉，他們丟不起這個臉。
如果說白居易的事跡給了無數文人學士以鼓舞的話，那麼功罪誰評的論斷則是在帝王將相心中掀起微瀾。
自古王公，多懼史筆誅伐，所以有崔杼怒而殺太史的故事，可是，崔杼殺得了一個太史，殺不了後來人，更不用說，百姓心中，還有一本史書！
太極宮。
李世民目露感慨：「白居易是個好官。」他凝視堂下諸位臣子，目光深沉，語氣肅然：
「將水鏡所錄白氏之諷喻詩抄錄百份，廣付群臣，好讓諸位知曉，上有大唐律令，下有萬民評說，德不配位，永遠都將被釘在恥辱柱上！」
一番話說得擲地有聲，隱現兵戈鏗然之氣，堂下諸人神情一凜，俱是明白了帝王的決心，當下不敢怠慢，叩首領命：「謹遵陛下教誨！」
未央宮。
劉徹端坐上首，不是第一次聽到楚棠的這般論斷了，他心中其實仍有疑惑，為何後世會這般強調人民的作用，但白居易的事跡是直觀的，他受到的愛戴也是直觀的。
劉徹忽然想起第一課講到的袁老，楚棠說，袁老去世時，無數民眾自發前往弔唁，那是人民在送別他們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