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要跟着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亲戚生活，李冼心里的确有一些别扭，不过这些别扭早在启程的那一刻就被“京城”的巨大诱惑冲淡了。
如今他站在京城坚实高大的城墙下，抬头辨认城门上几个苍劲的字迹，对这个自己未曾涉足过的地方突然从心底涌出一股莫名的归属感，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李冼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的。
京城的市民们可没注意到这个正在西直门外无限感慨的少年，就算注意了也会马上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开来，京城的老百姓最爱的是有分量的政事，李冼作为荀同庆鲜为人知的外孙子，此时明显还够不上这个范畴。
同治十一年的好戏实在太多，让人应接不暇却又翘首以盼，俗话说的好，多事之“秋”，刚刚过去的夏天已经是如此不安分，秋天就更别说了。
京城的大街小巷里人们早就开始窃窃私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时期的西方画家的笔下，中国人往往是木然的，像一具具被礼教提着的牵线木偶一般完全没有生气，因而让欧洲人觉得中国人“怕事儿”。
其实并不然，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彼此互相理解的确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西方人觉得两个人见了面不亲脸也不握手就是不热情，但其实中国人频繁的拱手就是热情的表现。
中国人并不麻木，即使在那个时代，至少在京城这样消息灵通的大城市是这样的，无论是多么地层的市民都能把这朝野上下的门门道道讲个通透，他们绝不怕事多，反而希望朝廷多做出点什么事来供他们茶余饭后作消遣。
同治十一年的朝廷也一改从前的一板一眼假正经，不负重望地往民间投下一剂又一剂的猛料。
先是皇帝决定把江南制造局在长江上跑航运的客船卖给了私人，惹得福建、广东那些本来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注入到香港和外国的航运公司的富商们纷纷撤资来挖国内这桶金，据说连皇帝的叔叔恭亲王都往新的航运商行里投了资金。
本来，许多人还觉得，大清虽这么弄了，但毕竟还是个新手，就算是外国不给朝廷上眼药，凭真刀真枪大清的商行也极有可能斗不过不过西方的航运公司，毕竟人家除了丰富的经营经验还有“片面最惠国”的待遇罩着，但是这次朝廷却出奇的灵光——既然别的国家可以享受优惠，那自己国家的企业也可以享受优惠，还要享受最大的优惠，而且如果外国的公司想要和本国的公司享受同样的优惠，那可不行，因为所谓片面最惠国是针对对所有外国的优惠不包括本国在内，如果要改，也得等到六年以后，《北京条约》的修改期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