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是在古姆拉克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都无从知道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实施他们所许诺的反击。希特勒一向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视野应当尽可能地狭窄，这种观点现在却产生了恶果。在考虑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心理形势时，不应忘记元首和德军最高统帅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伟人，毕竟到这时为止，希特勒的想法常常被证明还是正确的。还有，保卢斯对新任陆军参谋总长抱有信心（他并没有信错人）。而且毫无疑问，他还记得春季在哈尔科夫陆军总部把一次看来似乎正滑向失败的战役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保卢斯自己所最关心的问题是救出他负责指挥的集团军免遭全军覆灭。同时，从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当第一军需长的时候起，他非常清楚希特勒对伏尔加河战役是十分重视的。他还收到一份曼施泰因的无线电报，建议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线。曼施泰因是未来的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因而也是保卢斯未来的上级。因此在这个时候，保卢斯的任何不服从的表示，不仅是对遥远的希特勒的不服从，也是对集团军群上司的不服从。同时，保卢斯很了解希特勒的顽固执拗。要是他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去做的话，那他就可能会在几小时内被解除指挥职务。果真如此，那么，在这最危急的形势下，他的部下就会被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无所适从。因而要是他有任何的不服从，受罪的主要还是他的部下。在与其参谋长推心置腹谈话时，保卢斯表白他将毫不犹豫愿为他的部下冒杀头的危险，但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事后来作判断也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轻率的还是严格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说保卢斯应该承担责任，让第六集团军突围。根据记载，保卢斯确实感到，如果让他自己做主，他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充分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要是他白作主张地行动，他就会使最高统帅处于难堪的境地。“这种违反统帅计划的行动，如果是故意搞的，势必引起混乱。”这就是当时他对已了解的形势所抱的坚定的信念。他也知道他的参谋长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所有无稽的政治推测，而严格地判断良心上的责任，我们仍然不能说在那种特定情况下保卢斯是更听从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说他的良心驱使他采取别的做法。
不管怎样，第六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了。四个军、一个装甲军、十四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装甲师、罗马尼亚的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及无数其他部队、特种集群以及各勤务部门的命运都已岌岌可危。凭纸面数字，第六集团军总数约三十三万人，实际兵力要少得多——只有三十万人。在这些兵力中，有些部队实际还在包围圈之外，例如，留在奇尔河上的装甲和摩托化师的后勤保障部队，休假人员，训练部队，警卫部队，供应及通信部队等等，总共约有八万人。被包围的共约二十二万人，连同一百辆坦克，一千八百门火炮和各种车辆一万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