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丙辰朔，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以许存仁为博士。
夏主明玉珍遣其参政江俨来通好。上遣都事孙养浩往报，遗书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驱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灵，未有能奉天、能拯民以涂炭者也。当是时，徐氏以昏懦见杀，陈友谅窃据荆襄，乃肆其强暴，犯我疆场，自取颠陨，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汉之名，以号令诸侯，孙权抚有江东，刘备又据巴蜀，三国鼎峙，而操务并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吴，虽梦寐未尝忘也。吴蜀既不能合从以拒操，又屡起衅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于中原，而吴蜀有唇亡齿寒之患。思其所为，岂不失计之甚哉？今之英雄据吴蜀之地者，果欲与中国抗衡，延国祚而保社稷，惟合从为上。谋足下处西蜀，予居江左，盖有类昔之吴、蜀矣。方天下之变，中国士马精强、民庶繁衍者，汴、洛、齐、鲁、三晋为然，今皆在豪杰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东，两淮之间，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虽出于颍之东南，汉沔广湘之地，然而陈友谅握其权纲，足下因有所见，以扁师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兹既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强盛之所，宁不壮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为虐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几！近者，王保保以铁骑劲兵，据有齐鲁，根培洛阳，招贤纳士，练将养兵，实处中国，其志非小。设使其奸雄如操，谋有荀彧，将有张辽之辈，足下与予岂得高枕无忧乎？当今之世，予与足下，实相表里，将欲国祚之安，备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吴蜀为鉴耶？使至辱厚意，故以书往报，惟足下筹之。”
上谕诸将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阳，还之日，亟称先锋张焕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闻甚喜。若其始终如一，不易所守，异日用将一军，未尝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粗鄙，则失于骄蹇。若焕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当壮盛之年，正当发奋以取功名，岂可碌碌随众进退？我之用人，一善皆录，不掩其能，毋谓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识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勋，即有超人爵赏。苟畏法无能，而希慕赏功，犹不稼穑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十八
乙巳冬十月乙酉朔，上闻明玉珍取云南失利，诸将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遗以书曰：“自元失其驭，天下兵起，假窃名号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务在救民，故泽被当时，福流后裔，惟愚者诛降戮民，自绝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保民，恣行残忍，以底祸败故也。近闻足下发兵与蛮夷为仇敌，郊圻之民俱有惧色，而兵犹未已。兵之所过，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腹饱则身毙，果何益哉？夫西蜀沃壤千里，昔刘备据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诚为足下之忧。古人有言：‘必先治己，而后治人。’予念与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奕者当局，有不自知，旁观者能审之矣。若足下旁观于予，幸有所见，亦时以相告，岂不两全其美哉？”
戊戌，上以张士诚屡犯疆场，欲举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应天顺人，所以平祸乱而安生民也。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将假手于我，是用行师以致天讨。况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今命大军致讨，止于罪首，在彼军民，无恐无畏，毋妄逃窜，毋废农业。已敕大将军约束官军，毋致虏掠，违者以军律论罪。布告中外，体予至怀。”
庚子，命中书省以书招谕虎背寨刘宝，曰：“往者兵乱，群雄并起，或割据数郡，逞其陆梁；或凭恃险阻，以立营寨。十余年间，民消物尽，乱已极矣。上天悔祸，人心思治，乃命我主上兴仁义之师，以平一四海。天戈所指，无不克捷。欧普祥率先归附，陈友谅亦已削平，湖湘诸郡相继纳款，惟尔刘宝等屡苦群雄交侵，又为饶鼎臣所劫，据寨自守，弗即款附。国家有尔，犹太空微云，何能点滓？但虑民困于兵，不堪其扰，今果能下寨投戈，非但保全性命，亦可永享富贵。倘复不悛，大军压境，纵尔有三年之聚，断尔粮道，扼尔樵采，绝尔外援，数年之后，何以为命？汝虽欲苟活，不可得矣。不教而杀，古人所戒，特宣上意，俾尔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