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上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謟，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庚辰，上朝群臣罢，从容谓御史中丞刘基、章溢曰：“朕起义淮右，以有天下，战阵之际，横罹锋镝者多，常恻然于怀。今民脱丧乱，犹出膏火之中，非宽恤以惠养之，无以尽生息之道。”基对曰：“自元氏法度纵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鸩，将欲救之，乃反害之。且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实惠，若徒事其名而无其实，民亦何所赖焉？”溢顿首曰：“陛下深知民隐，天下苍生之福也。”
初，上欲制宝玺而未得玉，有贾胡浮海适，至闻上即位，以美玉来献，云此阗宝玉也，自其祖父相传云“当为帝王传国之宝”，上喜以示玉工，果良玉，即命制为玺一、圭一。
辛巳，诏以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兼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兼少傅，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兼少保，银青荣禄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俱兼同知詹事院事，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赵庸、右丞王溥兼副詹事，中奉大夫、中书参政杨宪、傅瓛兼詹事丞，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康茂才兼左率府使，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张兴祖兼右率府使，骠骑上将军、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兼同知左率府事，骠骑上将军、大都督府副使孙兴祖兼同知右率府事，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吴祯兼左率府副使，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荣禄大夫、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嘉议大夫、御史台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宾客。初，御史中丞刘基、学士陶安言于上曰：“适闻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上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求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传，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傚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贤，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乃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泥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以虞城县隶济宁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