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故元臣驴儿书曰：“三月间，察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将军驻于长峪，又将移营东北。然将军果能终身事尔幼主，乃世间之羙事，忠臣之道，人所共愿者。朕恐尔事有不谐，入人彀中，尔之志，何以暴白？当此之时，忠不能显，反受奸恶之名，惜哉！今尔所守封疆，与朕边将旌旗相望，甚不相远，若不通一介之使，则恐将军他日进退两难，丈夫于世，似乎无机。若通信使，进退自由，则有无穷之乐，如不从朕言，他日幼主一失其所，群臣中强者自立，弱者从之，将军能忘君以事讐乎？名义所在，含耻忍辱，谅不为也。不然，必将驱兵以向之。苟力不足麾下，士卒一旦解体，转而他之，必将身死人手，妻子离散，又何益哉？若能通使，进退在我，岂不成大丈夫之智耶？将军听朕所谕，幡然改悟，结我以善，后他日遇难来依，朕不食言。”
倭夷寇胶州，劫掠沿海人民。
上退朝，御东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谓廷臣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佻巧作则习尚诈伪。京师，天下之统会，万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则者也，而积习之弊，率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诱，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礼部尚书陶凯对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今欲整齐风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凯顿首称善。
庚戌，上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是月，辽东卫遣人奏言：“元将纳哈出据金山扰边，为辽阳患，乞益兵以备。”乃遣黄俦赍书谕纳哈出曰：“前者，万户黄俦回，闻将军威震辽左，英资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复，君子岂不察与？昔在赵宋，君主天下，立纲陈纪，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权纲解纽，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统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强为也。元之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一旦红巾起于汝颍，群盗遍满中原。其间盗名字者凡数人，小明王称帝于亳，徐真一称帝于蕲，陈友谅称帝于九江，张九四称王于姑苏，明昇称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拥甲兵，有二十万者，有二十五万者，有十五万者，有十万者，相与割据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为群雄所逼，因集众御乱，遂渡江与将军会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礼遇，且知将军为名家，故纵北归，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来，朕见群雄无成，调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闽越，东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为我俘虏，惟元昏君奔北自亡，华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贤人君子，宜必知之。近闻将军居金山，大张威令，吾兵亦守辽左，与将军旌旗相望，将军若能遣使通旧日之问，贡献良马，姑容就彼顺其水草，犹可自逞一方；不然，胡无百年之运，大厦既倾，非一木可支。衅之后先，惟将军自思之。”俦至金山，纳哈出拘不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