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没有省略，没有火柴人。在脚本上，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像在对待珍宝，他甚至还花了两天专门练习写英文字。英文字贴不太好买，他连跑了几家书店。
跟LAB的剪辑师打电话时，谢兰生手都在抖，冰凉冰凉的。
他用蹩脚的英文说：“是这样的……我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并不在16家国营制片厂里上班工作，是自筹资金、自己拍摄《生根》这部文艺片的。现在，我的钱只够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样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冲好就直接剪，没有重来的可能了。”谢兰生跟ABCLAB客户部已经沟通过几次了，知道自己这25万块都能做些什么事情。后期每步都太贵了，几万几万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贵，机票就要好几千了，还要吃饭以及住宿。
剪辑师叫Nathan，已经剪了20年片子，经验非常丰富，连他也被谢兰生的要求给吓到了，说：“Wow，谢导，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客户选择这种方式。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底片一剪，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我们建议别动底片、剪copy的样片。”
谢兰生说：“我知道。”胶片经过显影、停显、定影、干燥等步变成原底片，呈现负像，而原底片只有一个，非常珍贵。
他不仅知道，他还去过洗印厂。洗片大厅里充斥着卤化银药剂的味道，与胶卷的味道一混，比荷尔蒙还要迷人。工作台上有剪胶片的小铡刀，还有用于做标记的白色记号笔。当时那家厂子是用自动卷片的剪辑台来剪辑的，下面挂画面拷贝，上面挂声音拷贝，一部普通国产电影至少要用十本胶片，加在一起3000米长，让谢兰生印象深刻。师傅们跟导演、摄像商量前期的测打光，让对方务必考虑周全，因为后期很难调整。
顿了顿，谢兰生说：“是这样的……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
“对，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镜头表比较详细，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同时，因为需要节省胶片，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第130页以及第195页，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还有，为给后期提供方便，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可以对上。”
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语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对不起，我也没钱去悉尼了——”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剧情、人物性格、还有伏笔。”
“嗯，您说。”
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对莘野还演练过，莘野说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还反问了几个问题，谢兰生都一一答了。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可谢兰生真的没钱。
最后，谢兰生说：“Nathan，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抛砖引玉，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一点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