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车回纽约，我坐的是吸烟车厢，车厢里充斥着各式各样上百对肺的排出物，这可不是能令我高兴起来的环境。不论想什么脑子都不清醒，可又睡不着。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时已是半夜，我走回了家。
办公室漆黑一片，沃尔夫已经睡了。桌上没有留给我的便条，这么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上楼去。沃尔夫的房间和我的在同一层，我的房间面对三十五街，他的在后面。我想也许他还没睡着，想听听这个好消息，就转到走廊后面，想看看他的门下是否有亮光——不能走得太近，他睡觉时，会打开一个机关，只要有人走到距离他的门八英尺的地方，或有人碰了他的窗户，我的房间里就会轰的一声巨响，能把人震瘫了。下面的门缝黑黑的，我拿着牛奶走了，边喝边洗漱准备睡觉。
星期五早晨，吃过早饭，八点半了我还坐在办公室。我之所以坐在那儿，首先是因为搜寻希巴德令我很烦，其次我要等到九点，沃尔夫一去温室我就得见他。但是八点半，内线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沃尔夫从他的房间打来的。他问我旅行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要是有朵拉?蔡平做伴，那就完美了。他问法雷尔先生是否记得他用的是哪台打字机。
我说：“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吸烟室外的小房间。看来那些会员只要心情好，都能在上面弹上一曲。不过至少范围缩小了，说明不是耶鲁的或别的无赖干的。看得出蔡平希望把事情弄得尽量简单些。”
耳边沃尔夫低声咕哝道：“好极了。”
“是呀，找到你要的一条事实了。太棒了。”
“不，阿奇。我是认真的。这就很好。跟你说，这案子不需要证据，有事实对我们来说就够了。但我们必须搞到确凿无疑的事实。请你从哈佛俱乐部找个能帮忙的人，别找现在的客户，也许艾伯特?赖特愿意帮忙;他要不行，就找别人。让他把你作为客人带进去，用那台打字机打个样本——不，不能那么做，不能留任何漏洞让蔡平溜走，也许他比我想象中的还难对付。虽然他身体不好，还是有可能带台打字机的。这么办：找到人帮忙后，买台新打字机——多好的都行，你看着办——带到俱乐部去。新的放下，旧的带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和服务员商量，或变戏法，随你。当然，帮你的人得明白他需要随时合作，证明你拿走的是哪台机器。把打字机带到这儿来。”
“一台新打字机要花一百美元。”
“我知道，不用说。”
“好吧。”
我挂上电话，拿起电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