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星期五上午十点，我和东电力公司的副总裁艾伯特?赖特，坐在哈佛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喝着苦艾酒，脚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罩着亮闪闪的橡胶罩。赖特非常愿意帮忙，理所应当，他的妻子、他的家都是沃尔夫救的，一起典型的勒索案……不提了。没错，他的确付了沃尔夫酬金，而且挺慷慨，但凭我的了解，我相信钱是买不到妻子和家庭的;妻子和家庭要么是无价之宝，要么正相反，一文不值。不管怎样，赖特挺帮忙。我说：
“就这事，就是那台打字机，我给您看了批号，还让您在下面画了一道。这是沃尔夫先生的意思。”
赖特扬起眉。我接着说，
“您对为什么这么做当然并不关心，但如果您想知道，也许他哪天会告诉您。真正的原因是他热爱文化，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一家俱乐部的成员用那台垃圾。我已买了台全新的打字机，”我用脚趾碰碰它又说，“刚买的，新型的。我把这台打字机带来留在这儿，把那台垃圾拿走。就这事。如果被看到，我也不在乎，玩玩儿而已。俱乐部得到它需要的，沃尔夫先生得到他想要的。”
赖特微笑着咂了口苦艾酒。“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因为您让我在那台垃圾上做记号。为尼禄?沃尔夫，我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我不喜欢卷入麻烦，没准儿还把俱乐部也拖了进去。我想对于这一点，您无法作出任何保证吧?”
我摇摇头。“保证不了，但我知道沃尔夫先生在如何布局，所以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把握。”
赖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分钟后再次微笑着说：“好吧，我得回办公室了。您就玩儿吧，我在这儿等您。”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拿起打字机，走进小房间，放在桌上。公共速记员就在十英尺外擦他的机器，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把那台垃圾拉到一旁，套上那个亮闪闪的罩子，把新的放好，端起那垃圾打字机就出去了。赖特起身和我一起向电梯走去。
在入口处，赖特站在便道上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微笑。看他的表情，我想他的思绪已飞回到了四年前，我们上次握手时。他说： “替我向尼禄?沃尔夫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告诉他，即便我因协助偷窃打字机而被踢出哈佛俱乐部，我对他的敬意也丝毫不减。”
我笑了。“还是把我的眼睛偷走吧，把新打字机留在那儿，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带着战利品回到四十五街我停车的地方，把打字机放在旁边的车座上，向城里开去。有打字机在，我感觉我们有了方向。虽然我不知道朝哪儿走，但沃尔夫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对沃尔夫的算计我通常不怎么挑剔;我担心——没错，而且如果我觉得他漏了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摔跤的东西，我也会坐立不安，但在我心底，几乎总是相信他所漏掉的最终一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对这件案子，我没那么肯定，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瘸子。人们对他的议论，星期一晚上他的表情和所作所为，还有那些警告的语气，所有这些似乎有什么迹象让我忐忑不安——或许这一次，沃尔夫把人看扁了。这不像他，因为通常对那些命运与他相关的人，他会高看一眼。我在想，或许在这件案子上，他错就错在读了蔡平的书。对文学水准，他观点鲜明，或许他认为那些书写得不怎么样，也就小瞧了写书的人。如果他小瞧蔡平，我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旁边的这台打字机，蔡平用这台打字机打了那些警告，三份都是，毋庸置疑，保罗?蔡平可以很方便地经常使用这台打字机，但要想证明他曾用过，一点儿法子都没有。更何况，绝大多数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打字机。不，我想，从警告这事儿看，关于蔡平得出的任何论断几乎都低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