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的观点看，我认为和你直率地说明白才是最好的方式。你一定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最好到伦敦来，这样你可以很快地交上年岁相仿的新朋友。”“那我父亲呢?”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
“华生医生和我要立刻陪你到汉普郡去。即使不能防止出事。我认为至少还有可能替你报仇。”
“福尔摩斯!”我吃惊地喊出声来。
他把手轻轻放到费尔斯小姐的肩膀上，说道：“华生，这样不好。让这位勇敢的小姐空怀希望就是最卑鄙的背叛行为。咱们最好还是面对现实。”我说：“现实!哼，一个人可能有一只脚已站在坟里了，可是还活着。”福尔摩斯好奇地看了我一会儿。
“真是这样，华生。”他沉思地说，“可是，咱们不能再空耗时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钟点之内有一趟到汉普郡去的火车。带一个手提包，装上几件必需的用品就够了。”
我真匆忙地收拾东西时，福尔摩斯到我的卧室来了。
他温和地说：“最好带上你的左轮手枪。”
“这么说，这事情有危险?”
“危险极了，华生。”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前额。“天啊，命运真是捉弄人啊。她刚好晚来了一天。”
我们陪着费尔斯小姐走出起居室时，福尔摩斯在书架子旁边停了一下，把一本薄薄的小牛皮封面的书塞到他那长披风的口袋里，接着又匆忙地起草了一封电报稿。他在走廊上把电报纸交给赫德森太太，说：“劳驾你务必马上发出去。”一辆四轮马车把我们送到滑铁卢站，刚好赶上一趟从林德赫斯特路车站到波恩穆斯去的火车。
这是一次忧郁的旅行。福尔摩斯靠在靠窗的座位上，有护耳的旅行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他那瘦长的手指不住地敲打着窗格。我试图和我们的旅伴搭话，想在这种令人焦急的时刻，向她表达一点我对她的同情;但是，尽管她的回答是友好而有礼貌，她却心不在焉地想着她自己的心事。据我看，过了大约两小时以后在汉普郡车站下车时，我们大家都高兴结束了这次旅行。我们走到出入口那里，有一位面容悦人的妇女迎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