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甘只是看着我。他的凝视里蕴含着太多的凝重感。我的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外边，整整12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种温暖的光芒，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甘歪着头，像只听到什么新动静的小狗。
“不要灰心，”我说。
“不会的。”他还是那种好奇的神色。“我不过是……你当上父亲了吗，里甘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话挺蠢的，不过我知道。”这种感觉跟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一样。“我知道了，”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刚才的话可笑得很，特别是当这话出自一个嘲笑超感知觉——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迹——的人的嘴巴时。我知道这种“感觉”仅仅出自一种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脑就会把眼前所见重新组织。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不论对错，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里甘说。“关于你，你的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赫勒医生。她走上前来，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之外。她的声音很坚决。“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对她说着，把O型定位仪抬高一个刻度，以超过她的高度。“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对此感受如何，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坦然面对自己时，我对妻子的感觉一直是没有头绪。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过于完美的颧骨，丝缎一样的笔直黑发，羞羞答答的牙关紧闭症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由媒人牵线搭桥。嗬，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点。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牧场。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听说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惟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敬爱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边，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他的模样非常像你所偏爱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几乎要掉下来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头极其蓬松茂密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x1]式长发。他用悲伤的男中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说这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事嘛，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个小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我家这边的人纷纷来医院探望我。我的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她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蓝色的运动服上镶着金边，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x2]教练的样子。尽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并且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息。母亲的这身打扮无助于掩盖她失去惟一孙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惊，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努力表现出不间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一点好极了，似乎她歇斯底里部分是为了我一样。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进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静下心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超新星[x3]一样，尽管我不断抗议，睡觉时母亲总要额外给我再盖一条继子。有一次我醒了过来——浑身都汗淋淋的，这很自然——听到母亲在向那个戴护士帽的黑人护士讲述我以前在圣伊莉莎白医院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只有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