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周围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足有十几个。放学后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不记得我们曾玩过什么游戏——我们从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玩游戏，比如篮球之类的真正游戏——但是我们在一起玩捉迷藏和一些假装的打斗。人们都说郊区孩子的童年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但有多少个日子不是以至少一个孩子噙着泪水回家而告终的?我们会争吵，会变换阵营，发布友谊和战争的宣言，诸如此类的短暂记忆的事，但第二天便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每天下午都会产生一个正派的候选人，新的阵营形成了，又有一个孩子哭着鼻子跑回家了。
我的拇指终于触到了右边的键，摁下去，并把手机放到耳边，这些动作一气呵成。我的心脏咚咚地敲击着肋骨。我清了清嗓子，感觉像个十足的白痴。我简单地说了句：“喂?”
“回答是还是不是。”声音里夹杂着客户服务电话系统的机器的嗡嗡声。那种系统是这样的：如果你需要服务，请按键1，如果需要核对指令状态，请按键2。“你准备钱了吗?”
“准备了。”
“你知道花园州购物中心吗?”
“在帕拉姆斯，”我说。
“从现在开始，两个小时之内，我要你把车停在北边的停车场。那个地方在诺德斯多姆附近，第九区，有人会靠近你的汽车。”
“不过―”
“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去，我们将消失。如果有人跟在你后面，我们将消失。如果我嗅到一丁点警察的踪迹，我们将消失。你别无选择，明白吗?”
“明白，但什么时候一一?”咔嚓一声。
我的手垂了下去，麻木感一阵阵向我袭来，我任其自然，无动于衷。街对面的那两个小女孩正在争吵。我听不见她们在吵什么，但是“我的”这个词源源不断地灌进我的耳鼓。这个简单的音节非常刺耳，并且被拖得很长。一辆多功能运动车飞速驶过街角，我看着它好像从天而降一样。刹车闸发出嘎的一声，汽车还没有完全停稳，驾驶座一侧的车门就开了。
是伦尼。他扫了我一眼，加快了脚步。“马克?”
“你说得对。”我朝那栋房子点点头。眼下里甘正站在门口。“他们认为我参与了。”
伦尼黑着脸。他的眼睛眯着，瞳孔收缩到近乎没有。在体育运动中，你可以将其称之为摆出一副“运动脸”。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里甘，好像在决定咬掉对方哪条胳膊或腿似的。“你跟他们谈了?”
“一点点。”
伦尼的目光猛地朝我扫过来。“你没有告诉他们你需要辩护律师吗?”
“开始没有。”
“他妈的，马克，我告诉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