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持着语调的平稳。“我只是需要她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二话没说，从汽车遮阳板上抓过一只钢笔，用牙齿咬下笔帽，草草地在一个炸面圈盒子上写下了号码。
“谢谢，”我说。
我下车时她几乎没有点头。
我没有犹豫。我身上带着手机。我钻进我的汽车，拨下了这个号码。雷切尔试探性地说了声喂。我的话简单明了。
“我需要你帮忙。”
十四
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切尔。并且她已经来了。
她朝我走过来，没有一丝犹豫。“你好吗?”
“还好。”
“他们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她点点头，沿着站台走着。她的话开门见山，人也迅速进人职业角色。“给我仔细解释一下DNA化验的事。”
“我其他事一概不知。”
“那就是说还不确定?”
雷切尔把包从右肩换到左肩。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马克，你对此有准备吗?”
“有。”
“首先，你肯定不想与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那张便条说他们有内线。”
“也许是吹牛，”她说。
我们又走了几步。
“上次我与当局联系了，”我说。
“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