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跷起二郎腿身体往后躺，拿起桌上的绿色玻璃烟灰缸，放在膝上，右手食指中指间夹着一根点着了的烟。
“我哪儿也不去，我会一直这样子坐着，既舒服又自在。”
“只可惜已半死不活了。”她说，“我是个好枪手，何况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九百码。”
“之后，你得向警察说明我是怎么攻击你，而你又怎么做出适当的防卫。”
她突然把枪丢回行李箱，放声笑起来。听起来她是因为太好笑而忍俊不禁。“抱歉，”她说，“想到你坐在那儿双腿交叉而脑袋却被子弹打穿一个洞，我还必须强调自己是自卫开枪——这种场面实在很滑稽。”
她跌坐在椅子上，倾身向前，双手托着下巴，手肘撑着膝盖，一张脸因紧绷而疲惫不堪。因为那一头栗色长发过分华丽的衬托，她的脸形看上去比实际上娇小许多。
“马洛先生，请你说明白到底想干吗?或者是我要你什么也不做的话——要怎样报答你才行?”
“告诉我叫埃莉诺·金的是什么人?她在华盛顿特区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她要在途中改名换姓，拿掉箱子上的姓氏?零零碎碎的一切你都可以告诉我，只怕你不愿意。”
“嗯，该怎么说呢?提行李的人弄掉了我皮包上的姓氏，我告诉他曾有过一段不甚幸福的婚姻，现在离婚了，有权恢复原来的姓。至于伊丽莎白或贝蒂·梅菲尔德是真是假?都是也都不是，不是吗?”
“好吧，那米切尔的事怎么解释?”
她往后一靠，放松下来，眼神仍保持着警戒，“他是我旅途中才认识的人，他也乘那班火车。”
我点头，“后来他自己开车到这儿来的，还帮你先订了房。这里的人似乎并不喜欢他，但他有个来头不小的朋友住这里。”
“有时火车上或船上刚遇到的人，一下车就能跟你发展出密切的关系。”她很快接着说。
“看来似乎如此。他不是还跟你借一大笔钱吗?这家伙对发展关系肯定很有一套。不过我倒看出你并没有那么喜欢他。”
“哦，”她应了一声说，“是吗?坦白地说，我正热烈地迷恋他呢。”她翻过手，低头端详自己的手掌，又说，“谁派你来的，马洛先生?为什么你会找上我?”
“一个洛杉矶的律师，不过他只是遵照东岸的指令办事，要我跟踪你，向他报告你的行踪，也就是我所做的这些。现在既然你打算搬走，我只好重新再来一遍。”
“可是你的监视行动曝光了，”她说，“现在你要跟踪我岂不是难上加难?我猜你是私家侦探。”
我说正是。我已经把烟捻熄，再把烟灰缸放回桌上，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