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倒挺擅长往坏的地方想。”她说。
“这只是沙盘推演而已。此外还要考虑有没有自杀的可能性，万一真是自杀，我们还得把枪放回去。他是左撇子，你知道的。所以我才问你用哪只手。”
“是，没错，他是左撇子，你说得都对。但是那个成天耍无赖、自鸣得意的人是绝不可能自杀的。”
“人家说一个男人有时会一时兴起，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干掉，可不可能他也是这样?”
“他不是那样的人。”答案简短有力，“要是够幸运，这事情可以演变成他是自个儿从阳台摔下去，反正当时他已醉得不省人事，到那时候我人已经到南美了，我的护照还没到期。”
“你的护照用什么名字登记?”
她伸出手，十根纤指捧着我的脸颊，“很快你便会知道我的一切了，别着急，我会把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你面前，难道这么一点时间你都不能等吗?”
“好吧，那就先跟赤裸裸的支票打交道好了。还有一两个小时天才亮，等雾散最快要两个钟头，我去换衣服，你就先签支票吧!”
我从外套里拿出一支墨水笔，她就着灯边坐下，在支票上签下她的第二个名字。她的舌尖在贝齿间若隐若现，缓慢谨慎地签写着一张张支票，支票上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梅菲尔德。
由此得知，她早在离开华盛顿时便已计划好改名的事。
更衣时我一直在猜想，她真会笨到相信我愿意帮她处理一具尸体吗?
我端起玻璃杯往小厨房走去，顺手把枪揣进怀里。我关上门，再把枪及弹盒扔进炉台下的垃圾箱，接着冲洗杯子，然后擦干。我回客厅穿上外衣时，她连瞧都没瞧我。
她还在签支票，等她签完，我把那一叠支票簿拿在手上，一张张翻看，检查签名无误。
其实对我而言这一大笔钱根本不是重点。我把支票塞进口袋，关灯，往房门口走去。一开门，她已来到我身边，紧贴着我。
“你偷溜出去，”我告诉她，“我会到高速公路口接你，我们到围栏尽头碰头。”
她面朝我，身子朝我微微一倾，“我该相信你吗?”她柔声问道。
“看你指的是什么。”
“至少你是个老实人。可是万一事情败露怎么办?万一有人听见枪声，已经去报案了怎么办?也许他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可能我们一进门，一群警察早等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