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问。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餐风宿露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
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