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有瓜尔佳氏那一番话在前，慈禧对杨崇伊这道折子十分重视，而且越想越有可能，越想越害怕。当天下午慈禧就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宫，弄得光绪和宫中大小太监、宫女们措手不及。
怀塔布见这种恐吓对老太婆极有作用，便和杨崇伊谋画下一步。怀塔布说皇上突然间越三级超擢袁世凯，此举值得大为注意，杨祟伊对这一提醒很重视。怀塔布请他去一趟天津，和荣禄谈一谈。杨崇伊在天津北洋衙门里和荣禄商讨了一个晚上。荣禄也感到皇上此举非同一般。北洋三支新式军队，最强的是袁部，这样看来，九月间的天津阅兵可能有戏看。荣禄的话给了杨崇伊一个启发，这不又是一个很能打中老太婆的恐吓?
一下火车，他便草拟了又一道请太后紧急训政的奏折，急忙送进宫中。
就这样，第二天北京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复出训政的慈禧太后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达了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慈谕：康有
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其弟康广仁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逮捕山西监察道御史杨深秀。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张荫恒、徐致靖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全部恢复已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等衙门。鉴于康有为、梁启超已逃逸出国，会商英国、日本公使协助缉拿。同时又以皇上名义布告天下，因病重不能听政，恳请皇太后再度训政。
雷厉风行、轰轰烈烈、令举世瞩目的维新变法，从光绪诏定国是那一天起到他囚于瀛台之日止，前后只经历一百零三天，便以新派的全军覆没和旧派的全盘复辟而告终。消息传出，世界各国为之诧异，中国的官场士林为之震惊，身处武昌的张之洞更是各种滋味尽涌心头。
他的第十感觉和所有人一样：震惊。一场本屆于建制、法规、律令方面的正常变动，却引发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权力争斗，而且如此之快便见分晓：败者败得一塌糊涂，胜者胜得威风凛凛。即便深知朝廷内幕、关注时局变化的湖广总督都大感意外，这宦海翻覆之间，真是神鬼难测！
接下来，他便暗自庆幸，走对了两步重要的棋。一是四月间匆忙撰写了《劝学篇》，表明了自己在新旧中西之间不偏不倚、平和公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五月初的晋京之行中止于半途。
张之洞心想，倘若不是桑治平出面来劝阻，到了北京之后。势必取代翁同穌的位置，也势必会成为皇上新政的谋画者、支持者和执行者。那么到了今天，也绝对会落得个失败者的下场。为此，他深深感谢姐夫，更感激目光远大的挚友。
张之洞知道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办着与“维新”密不可分的事业，说过许多与“变法”非常接近的言论，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成了新派人物。同时，他与眼下朝廷最为嫉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有过交往。事实上，他对康、梁都很欣赏，尤其对梁更为偏爱。这些细节，若落在旧派人物的手中，必会成为攻讦的口实。一阵焦灼之后，张之洞开始细心地加以回顾清理。
办洋务局厂、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