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开始摇头，但被我盯得久了，只好说：“有过几次。”我挺纳闷，心说这故意杀人进仓的很少有人敢动的啊，谁胆子大到这地步？说完掏了包烟出来，让他塞好，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贾哥，我不抽烟。
我皱着眉头说你傻啊，这烟是让你去仓里散的，少挨点打，不过你今天回去先别急着散，说不定能换仓。
谈话结束后，我出门跟制服打招呼，塞了包烟给他，那烟盒子里有两张商场购物卡，一张五千，他拆开递给我一根烟，站在后门外面跟我聊天，我看他不动声色，应该是默许了，便请他多关照一下，给换个仓。他连忙跟我解释，说下面的管教人员有时候会胡来，看不顺眼的或者家属做通关系的可能手脚重一点，这事他实在不清楚，回头就去换个仓。
我陪在边上说顺风话：“也就是个把月的事情，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让他走得舒服点。”制服连连称是，抽完烟，我就准备回去，刚摸去停车场，正好遇见王二开会回来，冲我打招呼：“走啦？”
我又上去说了翻客气话，他拍我一掌：“我还以为你小子赚什么黑心钱呢，原来是赚的死人钱！”
我被他这话说的膈应，又不能反驳，只好随便应付了两句就开车走人了。
睡了一觉起来，看见新招的那个助理钱晓峰正等在办公室外面，我招呼他两句正刷卡进门，张爱民探头出来：“老贾，不是不接案子了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姓钱的小子嘴风不严，忍不住蹬了他一眼，这小子知道自己失言，吐了吐舌头，说老板我错了。
我胡乱答了几句，就撇开张爱民回屋，警告了钱晓峰两句，我说你这嘴不管管好，干不了这行啊，他连连答应，说大意了大意了，下回一定往嘴上装拉链。我把案情大致跟他说了一下，接着问他肯不肯干，这个案子吃力不讨好，积累不了什么有用的经验，也就是理理条文，抠抠司法解释，走走法官，争取个死缓。
我对争取死缓其实还是有信心的，城管现在是人人喊打的逆天存在，舆论上对我们有利，关键是佟帅杀人的时候是在他们办公室里，录像调不出，即使有证人也不会作出有利的证明，验伤是个关键，只要验伤结果能对他有利，证明他在最后的时刻受到过人身攻击，就能按防卫过当辩护，真能那样的话，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钱晓峰头点如捣蒜，根本不管我在说什么就只顾说好，我心想这人不是二愣子吗，正有点后悔把他给招了，转念又想，这样的也好，不会给我惹事，反正我就是找个跑腿的，又不是找跑堂的，机灵没用处。
下午把签好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协议以及律所函交到法院，正式启动了辩护手续，又去了趟公安局，把案件材料复印一下拿回所里研究，突然林寒川打来电话，说顾升的手术做完了，还挺成功的。
我拍着脑袋说忙晕了，把这茬都给忘了。
他诡异地笑笑，说你忙什么呢？吃饭了没，晚上一块吃饭吧？
昨天一夜未归，左宁打了不少电话来我都没接，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小孩一个，跟着我担惊受怕还独守空房，今晚无论如何也得陪陪他了，于是婉拒了林寒川的好意。
检察长却朝我下指令：“我都请不动你了是吧？你他妈的，家里有什么，让你魂牵梦萦的？正好带出来我见见。”
我说也行，不过得让我来请，他说不用，正好有个当事人在，有人结账。
我想想也是，便跟左宁说了一声，晚上带他出去吃饭。
结果如约到了包厢，看见林寒川边上坐了个人，应该就是他口中的当事人，二人正谈笑风生，我却头皮发麻，挤出笑容刚想上前打招呼，左宁在我身后喊了句：“爸，你怎么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这周遇到各种事情，家里的家外的都有，情感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所以……宝贝儿，别淘气
39、鸟看见我了...
佟帅老婆来了，就在我办公室里坐着，诉苦说摊子摆不下去了，原因下一秒我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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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海水一样涌了进来，然后他们中有的开始哭泣，有的挥舞着拳头，不安，躁动，初秋的早晨，阳光也混沌，我被潮水淹没，听不见声音。
被害人家属摸上门来了。
我脑袋一片空白，看见女人被推来推去，有人高喊“一命偿一命”，有人低吟“你们害死我丈夫”，甚至有人逼我表态“贾律师，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我想笑，握着手机，摁着玩，不想抬头，一切都很荒诞。一场悲剧，毁了三个家庭，这个帐应该记在谁的头上？谁能代表民意？
总之不会是我。我喊了几声要冷静，但似乎干柴烈火，反而恶化了。
细细看了看，一共有十个人，两家各五个，也可能是四六开，三七开，总之不是重点。十个人里面，六女四男，女的主要负责哭闹，男的大多二十出头三十未满，或者不是家属，是来助阵的。
佟帅老婆被人围住，开始只是痛骂，渐渐有人伸手推了一把，这火烧了一圈，就都放肆起来。先前有几片白云盘踞天边，这会儿我再朝窗外看去，天空竟是澄明清透，像一枚瓷器，像是要全部碎裂开来。
女人们披着麻，男人们没挂孝，白花花的一片，闪得我发慌，突然又感伤又彷徨。谁说死亡不是向生命交了一份答卷？活着，就注定是一堆吃喝拉撒的肉，肥腻多汁，又无法自我消化；活着，就免不了在各种欲望中挣扎，一只到处乱撞的苍蝇，在既得利益下失去方向。我想做个旁观者，但我注定被卷入其中，因为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也承载并寄托了我的欲望。
很多时候，我有想向生命交答卷的愿望，不，简直太多了，那一年我看见老毕躺在铁轨上，天空也是像今天一样澄明通透。其实老毕早死了，死在铁轨上，死在理想旁，西去四川数十年的，不过是他生生不息的欲望，而今天禅觉寺里坐着的，是一切本末倒置后的感怀，而非生命的延续。
我慢慢地抓起一只陶瓷杯，在群情激动中掷向了地板，便如惊天一声炸雷，他们安静了。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该说点什么了。
窗外有一只驻足许久的鸟，突然无征兆的一声惊叫后拔高，直冲云霄。
“都滚，都滚。”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