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急诊室见到他的，当时他身上溅了不少血。”
“病人去世了，他气馁吗?”
“看上去情绪不高。”
“也就是说，博曼大夫竭尽全力救治病人了。”
“是的。”
“当他发现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显得很沮丧。”
“我觉得应该说是郁闷，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我们回到公寓之后，那个星期五晚上过得很不错。”
“莱特纳小姐，请允许我问一个私人问题。在我看来，你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在你生气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言不由衷的话，或者说夸大了你的感觉?”
“是人都会这样的吧，”莲娜笑得有点勉强。
“那天晚上，博曼先生接到传票之后，是否有些难过?”
“非常难过，我从没见他这样过。”
“生气吗?”
“非常生气。”
“在这种情况下，按你的话说，他‘嘴上没有把门的’，对佩欣斯·斯坦霍普有很多不恰当的评论，有没有可能只是说气话。你想，他那天晚上竭尽全力抢救她，在她死前这一年里，基本上每星期就要出一次门诊。”
伦道夫停下来，等莲娜回答。
半天没有声音，戴维森法官说道，“原告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你提问了吗?”莲娜显然有点迷惑。“我没听清。”
“再问一遍，”戴维森法官说。
“我的意思是说，博曼大夫接到传票当晚，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那番评论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的焦虑。他对病人的真实情感体现在他任劳任怨，在一年时间里几乎每星期都上门诊疗，体现在她去世当晚竭尽全力地抢救她。我的问题是，莱特纳小姐，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也许你应该问他。”
“我肯定会问他的，”伦道夫说。“但我首先想弄清楚，你现在还住在博曼先生租住的波士顿公寓里吗?”
杰克侧过身，跟亚历克西斯耳语道，“伦道夫的有些问题和评论很尖锐，托尼·法萨诺本应该强烈反对的。以前他总是很快就上钩了。不知道这次怎么了。”
“也许早先莲娜作证的时候，法官跟双方律师私下谈过。双方各自让一点，才公平嘛。”
“嗯，这话很有道理。”杰克说。“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伦道夫都已经尽力了。”杰克继续往下听，伦道夫开始很有技巧地盘问莲娜，当医疗事故案发，克雷格搬回家住之后，她是什么感受。杰克很清楚伦道夫的思路，他在构建莲娜“弃妇”的形象，这样陪审团就会认为她之前的证词是出于愤恨，因此不足以采信。
杰克跟亚历克西斯耳语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实话。如果我现在溜出去，你介意吗?我想打场篮球锻炼一下。但如果你希望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觉得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她只不过是自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