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
“这段经历真让人伤心，”伦道夫说。“但也确实很感人。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同情心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激励你走上了艰辛的从医之路。博曼大夫，对你来说，成为医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童年经历所激发的助人欲望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促使你不断跨越障碍，走向成功。你的经历像荷拉修·阿尔杰的小说一样催人奋进。你愿意跟大家说说吗?”
证人席上的克雷格明显挺直了腰。
“反对，”托尼大喊着站起身。“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摘下老花镜。“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顺从地走到法官席的右边集中。
“听着!”戴维森法官用老花镜指着托尼说。“你的原告直接质询部分是围绕克雷格的人品展开的。当时宾厄姆先生一再反对，我还是让你进行下去，因为你说这点与本案关系密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要一视同仁。陪审团有权听博曼先生陈述他从医的动机和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还有，被告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听你一再提出反对。”
“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伦道夫回到讲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