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会对这一情况有帮助的。”
金曼耸耸肩，挺直他的粗脖子，仰面看着梅森说：“我在进行一场扑克
赌赛。”
“从几点到几点？”
“从7点直到将近午夜。”
“那能够得到证实吧？”梅森问。
“当然能够得到证实，”金曼说，“但是当时和我一起赌的人不会想让
人把他们的名字提到这件事之中的。”
“你在5日那天得到了洛林·拉蒙特的一张支票吧？”
“在5日上午。”
“什么时间？”
“我想，大约10点钟吧。”
“是付赌账吧？”
“我们这么说吧——用以保持他的信用。”
“你对他的赊账不超过500元吧？”
“你看，梅森先生，我对任何人的赊账都不超过500元。那是我的限度。”
“他在5日那天下了赌注吗？”
“是的。”
“在5日的下午？”
“在5日的下午。”
“赢了还是输了？”
“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认为有关系，因为我认为，也许他输得很惨，在你参加那场扑克赌
赛之前你想再从他那儿要500元。”
“你可真滑稽！”金曼冷嘲热讽地说。
“于是，”梅森说，“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他一直在输，已经超过赊
帐限度了，你需要钱，你要来取。你可能告诉他，你那天晚上要参加一场扑
克赌赛，你需要现金。”
“那会是个好看法，”金曼说，“来，接着来。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你去了那个别墅。”
“大老远的到那儿去收一笔微不足道的赌账吗？”
“你可能需要它。你要去参加一场扑克赌赛。我不能想象他们在那场扑
克赌赛中接受借据。”
“好吧，”金曼说，“继续说下去吧，律师。让你的看法公开，来仔细
看看它吧。你认为我去那儿收那500元的账去了？”
“你可能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