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做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诵终于盼来了即位的这一天，改革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王叔文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柳宗元一日千里，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形成了“二王刘柳”的权利核心，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封建社会的改革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往往还会臭名昭著。扳着手指头从商鞅数到张居正，没有一个不是身上污水横流。想想道理很简单，改革不就是把满脑肥肠者手中的大蛋糕拿出来，分一点给那些瘦骨嶙峋的老实人吗？但满脑肥肠者又岂是好相与的，伸出胖手指捻死个把人就象捻死个蚂蚁那样简单。
虎口夺食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二王刘柳”本来势单力薄，凭着一腔热血在折腾，惟一的后台老板顺宗皇帝在即位前已经得了中风之症，不能手舞菜刀，亲自上阵。他的龙椅还没有坐稳，在反对派的力挺之下，太子李纯顺利“监国”，六个月后顺宗干脆被人从龙椅上扯了下来，让太子（宪宗）坐了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顿时烟消云散，反攻倒算象钱塘潮一样将猝不及防的“二王刘柳”卷了下去，喧哗与骚动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事情过了很久后，经受了不少折磨的柳宗元回顾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摇头叹息说，社会太复杂了，仅凭良好的愿望办不好事情，这是血的教训。柳宗元死后，韩愈总结他的一生，说道：“（柳宗元）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言下之意是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容易激动，柳宗元就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不朽的功名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知道要保持“含蓄”，应该循序渐进，结果吃了大亏，可惜啊！
是年八月五日，宪宗即位，六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杀），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很知趣地及时死掉了，免得劳累别人）。团结在“二王”周围的这帮改革家，除守丧回家的李景俭和出使吐蕃的吕温外，纷纷南窜，八个人先是被一律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刺史，但朝廷那些官僚们认为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者处罚太轻，后来又都改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如柳宗元是永州司马，刘禹锡是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韦执谊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等，人称“八司马事件”。
一个正直的青年，正满腔热情从事着旷古少有的改革事业，忽然那么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人从国家权力中心撵了出来，要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沟去“劳动改造”。从一个人人敬畏的政府高级官员，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喊打的奸佞之徒、霄小之辈，这样的打击搁在外国电影里不说会引发精神失常，至少也会导致心理障碍。我们国人的神经向来超级强悍，什么样的打击都能经受，而且往往还能从打击中崛起。柳宗元死后，他的“笔友”或“文字之交”韩愈，即古文创作上的同志，在墓志铭（刘禹锡盛情邀请他写的）中感叹道：磨难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家。柳宗元的好文章都是到了永州以后才写出来的。没有磨难，柳宗元或许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了磨难，柳宗元在文学史耀眼夺目。那么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价值，还是一个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有价值？作为文学家的韩愈，看好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