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毅然回绝，陆游欣然援笔，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态度最耐人寻味。有心人就声称他从中发现了杨万里与陆游对权利、对富贵不同的态度，从中看到了两人思想境界及人格的差异。朱熹首先跳了出来，说陆游才能是很高，事情却没有做出多少，与权贵走得太近，为他们相中提携，会导致晚节不保。朱熹的意思其实是说陆游盛名之下难符，有点志大才疏，结果会受到功名富贵的诱惑，丧失了士大夫的原则与立场，只不过因为他与陆游是老熟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人之间有着深厚情谊，所有他说得相当的含蓄与委婉，原话是“其（陆游）能太高，而迹太近，易为有力者所牵挽，恐终不能全其晚节”，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元、明以来，朱子的地位扶摇直上三万里，他的评价也成为权威，渐渐深入人心，《宋史》在给陆游立传时，就引用了朱熹的这段话作为盖棺论定之语。近代以来，敦厚之风渐渐熄灭，评人论事以尖算刻薄为能事，以耸人听闻为鹄的，于是就有人撕破情面，直斥陆游为奸佞了。
给大奸佞写文章歌功颂德，就是小奸佞，这道理似乎不容置疑。韩侂胄是不是大奸佞，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长篇大论也并不就能令人信服。朱熹不顾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态度严肃地批评陆游，也不能因此说明朱熹这位伟大的理学家铁面无私。在朱熹看来，他与陆游有交谊，但与韩侂胄却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韩侂胄上台，为打击政敌赵汝愚，对朱熹一派全面清算，将其学说禁为伪学，朱熹成为“伪学魁首”，在“庆元党禁”的黑名单中名列第五位，列罪行达十多项。《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朱熹的怨气我们也应该能够谅解。
陆游也是有怨气的。后来韩侂胄抗战失败，脑袋被自己的政府割下来，送到一千一百公里外的金国首都，悬挂在中都（北京）街头，韩派彻底倒塌。这时的陆游年纪一大把，早已退居二线，不过可能是名气太大，总让人家惦记着，作为韩派人士，他也受到了一些惩处，比如退休工资被没收之类。陆游很不服气，说自己不就是写了点实事求是的文字，里面又没有阿谀奉承之辞，为什么也会受到牵连，这不是“肃反扩大化”吗？几百年过去了，有位名叫唐锦的学者，在他的《龙江梦余录》里面振振有辞地说，陆放翁你称颂韩侂胄“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这难道不是阿谀之辞、夸饰之侈语吗？你还是应该安心服罪，老老实实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唐锦这样的学者，也真让我们“敬畏”。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也称颂一些人，万一哪天有不测风云，我们不也成了奸佞之徒？如此一来，岂非溥天之下，莫非奸佞，率土之滨，莫非幸臣？
其实，有一句话陆游埋藏在心底，想说而又不敢说，尤其是在韩侂胄身首异处之后。这句话就是，他与韩侂胄是同一壕沟里的战友，如果上天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他重新选择，他可能还是会“亲近”韩侂胄。因为陆游最大的心愿就是北伐抗战、收复中原，不管这个人出身如何，有什么样的动机，来自哪里，只要他奋勇杀敌，只要他坚持抗战，那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陆游最大的敌人就是金国人，金人的敌人就是他的战友。飞扬跋扈又如何，不可一世又如何，比起那些奴颜婢膝的谄媚者，韩侂胄至少还有一战的勇气，至少“宁愿站着死”。这样的“奸佞”，在陆游的眼中，比起那些投降派着实要可爱许多。陆游一生都在为抗战爱国大声疾呼，韩侂胄没有满足他这个心愿，但至少他曾经努力过，或者说曾经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