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