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