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战略
萨达特在其自传中称，他就任总统是1970年10月16日。当时，埃及面临的困难是军事上失败造成的创伤，濒于崩溃的经济，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上的孤立。在外交关系上，也仅限于同苏联一家保持往来。然而，战争爆发的1973年，形势为之一变，这是战前萨达特总统在国际上开展积极外交的成果。1973年5月，萨达特总统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促使会议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同时，在以色列人杀害3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事件中，萨达特总统又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结果会上以14票对1票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1973年9月，萨达特总统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说：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希望战争。只要阿拉伯国家拒绝
无条件投降，以色列就不会满足。因此，不结盟国家对加强战备决不能松懈。”萨达特总统的讲话几乎得到所有与会国家的支持。这样，从1973年1月至9月，萨达特总统旨在创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在发动进攻的三个星期以前，他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支持。
在对美关系上，埃及已经了解到基辛格的态度——“只要埃及处于败者和以色列处于胜者的地位，美国就不会为援助埃及做点什么，尽管这是令人遗憾的。”在对苏关系方面，尽管1972年7月埃及采取了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措施，但在那以后的1973年4月，苏联还是向埃及提供了“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发动战争的时机正在成熟。
1973年中东的战略结构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100多个国家支持埃及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美苏两国的中东政策，毋宁说是作为战争的推动力发生了作用。问题是以色列如何评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它的遏制力所产生的影响。
(三)军事战略
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埃及制定的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如下。萨拉特总统始终强调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手段，在战争爆发后24小时内确立绝对优势地位，他命令总参谋部以此为拟定作战计划的基础。
1． 决定先发制人，诉诸武力；
2． 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必须突破边境；
3． 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欺骗敌人的情报机构，达成战争的突然性；
4． 削弱敌人的强点，利用敌人的弱点。
其措施为：
1． 阿拉伯国家要先敌发动进攻，而不使敌先我发动进攻；
2． 使用空军和防空导弹削弱以色列空军：
3． 渡河时通过炮火支援削弱敌实施反击的装甲部队；
4． 阻击敌增援部队，干扰敌通信联络。
根据这种军事战略和萨达特总统的“初战制胜者必然赢得战争”的信念，阿拉伯国家把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作为发动战争的首要条件。而且，阿拉伯国家抓住了以色列遏制战略的弱点——以色列在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很难发挥它的作战能力，并从以色列的遏制力的时间间隙上看到了达成突然性的条件。因此可以说阿方达成突然性的策略主要在于使敌人“错误判断我开战企图”，错过发出警报乃至动员命令的时机，使以军的遏制力在时间上出现间隙。同时，阿方还需要创造一种形势，使以色列即使发现了埃及的开战企图，也无法在时间上、心理上、政治上采取免遭突然袭击的措施——出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措施。开战前，埃及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已足以给实施先发制人进攻的以色列冠以“侵略”罪名。在军事上，采取了以防空导弹使以军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不能得逞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