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同年2月，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访问了叙利亚，埃、叙两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之后，伊斯梅尔又访问了莫斯科，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同年3月，哈菲茨·伊斯梅尔特使访问了华盛顿，要求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遭到拒绝。为此，萨达特总统决定发动五月战争，并急于完成作战计划。在此之前，1月，萨达特总统已命令总参谋长沙兹利拟定渡河作战计划和其他作战计划。
3月，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开罗。
4月，“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运到埃及。西方军事界认为，这种导弹是进攻性武器，是促使埃及开战的关键，埃及一旦获得这种武器，阿拉伯国家必然要发动进攻。
5月1日，萨达特总统在亚历山大港发表演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仅仅满足于收复失地，而且还要结束23年来以色列的狂妄姿态。为此，我们准备付出100万人的牺牲。”看来，战争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一方面，1972年12月新上任的以色列情报部长泽拉，于1973年
4月16日提出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称，有明显迹象表明埃及将在5月发动战争。当时以色列获得的迹象是，埃及对民防人员进行了动员，正在召募献血人员，已宣布实行灯火管制，采取了保护桥梁措施，沿运河西岸一线修建了65个坦克开上堤坝的斜坡道。在运河西岸沙堤上开避了通道，等等。然而，后来情报部长泽拉又提出了另一份形势报告，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了，因为埃及对以军空袭叙利亚毫无反应，萨达特走到战争边缘后再次退了回去。可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根据苏伊士战线上的紧张局势，不同意情报部长的这个判断。他为了对付紧急事态，发布了局部动员令。动员的部队于5月15日在耶路撒冷集中，参加国庆阅兵式后，便奔赴戈兰前线和西奈前线。那末，埃军首脑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呢?他们接受了以色列的警告——“埃军如果渡河，必将全军覆没。”5月17日，萨达特总统决定将五月战争推迟到9—10月，宣传上说是“因为美苏首脑会谈将于5月举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而推迟了战争”，但以色列前外交官海西·卡尔梅尔认为，“是以色列5月份的动员迫使萨达特推迟了战争”。萨达特总统本人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一会儿说“曾计划发动五月战争”，一会儿又说“五月战争是掩护十月战争的欺骗行动”。
但是，可以认为，确是因为以色列发布了动员令，加强了边境防备，埃及判断已无法达成战争的突然性，才推迟了战争。实际上，在以军的首脑人物中就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五月的动员遏制了阿拉伯人即将发动的战争。”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就是其中的一人。
五月危机对以色列人民和总参谋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这次局部动员，以色列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局部动员也空忙了一场。人民谴责说，下达动员令是轻率的举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不同意情报部长泽拉的判断，并且发布动员令的人——站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立场上。这就导致后来对动员令的发布变得十分小心谨慎起来。另外，这件事还证明情报部长泽拉作出的埃及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加深了人们对情报部长泽拉的形势判断的信赖，反过来说，在10月份却引来了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