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必须保持一支能同时与一切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战斗的强大的军队。这次战争，以色列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作战。
② 边境防线就是临时边界，必须阻止敌人在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集结，必须对企图发动进攻的敌人造成威胁。
③ 为永远保障亚喀巴湾的航行自由，必须确保沙姆沙伊赫的安全。
④
为加强遏制力，必须增强国内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工程建筑能力，提高军需工业的武器装备自给率。武器、补给和技术等方面依赖其他国家意味着遏制力的下降。
⑤ 遏制力的强弱，不仅仅依赖物质战斗力，而且还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在非常事态下有无指导能力，以及敌方对这种能力的评价。
然而，由于苏联积极地、迅速地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武器，以及阿拉伯不断进行游击战和消耗战，所以，上述五点要求很难实现。
苏联的决心——六天战争结束后刚一个月，它就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战前70％的武器装备——以及后来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使以色列懂得了许多道理。60年代末期，以色列国内通过对付消耗战的教训，普遍对常规力量作为遏制力感到失望，提出了发展更强大的遏制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以西蒙·佩雷斯和前总理本·古里安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引进“非核遏制”的概念，1969年正好是以色列完成核物质制造工作的一年。据西方情报专家说，早在1963年以色列就已经在内格夫沙漠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69年完成了核物质的制造工作，但这时以色列没有立即着手制造原子弹，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一种能缩短原子弹制造时间的新式原子弹制造方法。
70年代以色列的遏制力，集中表现在“非核常规遏制力”和排除对以色列的侵略及夺回占领区的“拒绝性遏制”上。
“非核”具有双重含意；一是对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不予证实，二是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能由此而断定实际上是否使用。这种非核状况作为遏制力而起作用的依据，来自“使敌人疑心拥有核武器一事本身就构成了遏制力”这种“非可靠性遏制力”理论。而“拒绝性遏制”与博弗尔将军的“防御性遏制”的概念相同，最终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国家打消收复失地的念头；这种“拒绝性”在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方向是适用的，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却具有与“拒绝性遏制”概念不同的进攻性含意。
据1969年以色列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著《沙幕》一书说：以色列进行遏制的目的是“使阿拉伯人清醒地认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已建立一个无法消灭的、极为巩固的国家，进攻以色列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为此，以色列的遏制建立在保持一支优势的军事力量，具有能遏制战争扩大的可靠保障，能对付敌人的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证实这种遏制目的的是埃班外长下面的一段话：“以色列的遏制在于首先使阿拉伯人对它企图从地图上把以色列抹掉的愿望产生怀疑，其次使它感到它无法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最后使它打消消灭以色列的念头。”以色列正确地分析了常规力量构成的遏制力的限度，除对面临的事态仍积极采取遏制行动外，还准备在遏制一旦失灵时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以粉碎阿拉伯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实际上，六天战争是在遏制失灵的前夕，以色列对遏制已经失去信心，才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对待遏制战略的基本态度。以色列的这种遏制政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话柄：“以色列以遏制为由制造紧张局势，制造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借口，并决定采取侵略行动，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