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功高震主
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