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环节演进过程牵涉四个关键人物，即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此外还有王阿法、武士英、程经世[22]、朱荫榛等几个相对次要的人物。要破解宋案谜团，就必须结合宋案证据和清末民初政局演变，搞清楚这些人物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特别是应搞清楚以下五组人物关系：
（1）袁世凯和洪述祖的关系；
（2）洪述祖和应夔丞的关系；
（3）赵秉钧和应夔丞的关系；
（4）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
（5）赵秉钧和洪述祖的关系。
在重点搞清这五组人物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这几人与宋教仁的关系，以及应夔丞与陈其美的关系，如此方能确定他们各自与宋案案情的牵连程度，从而彻底破解宋案谜团。然而，我们看到，百余年来的宋案探究，除了对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有较多讨论外，上述五组人物关系均极少为研究者深入讨论，甚至完全不被关注。围绕袁世凯与宋案的关系，仅有廖大伟写过一篇专题论文；而围绕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各自与宋案的关系，竟没有一篇专题论文，无怪乎宋案谜团一直不能解开。
因此，研究宋案必须考虑案情的复杂性，应当按照案情各环节发展的自然顺序，以厘清案情演变和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为讨论重点，步步推进，而不应将案情简单化到直接以探求刺宋主谋为目的。如此方有可能最终破解宋案谜团，确定刺宋主谋。
三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
宋案研究中最主要的证据，便是案发后从应夔丞私宅搜获的其与赵秉钧、洪述祖等人的往来函电文件。任何关于宋案的研究，都必须以此项核心证据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可靠史料来进行，这是破解宋案谜团的不二法则。早在一百多年前，当宋案核心证据刚被搜获、租界会审公廨尚未开始预审之时，《民立报》就发表过一则极有眼光的评论，要国民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项证据上。评论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