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以上六條，宣言中特別重申，下列四種自由，不得在憲法外更設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論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會結社自由；④書信秘密自由。另外還提出，應即實行《人身保護法》，保障人民身體的自由，行政機關和警察機關不經法庭審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懲罰每一個公民；組織選舉監督團，杜絕選舉中的舞弊現象。
在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下，敢於公開提出這樣的政治主張，應當說是有勇氣的。
大事是這樣，小事也是這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時事新報》上有位新猛先生發表了一篇《胡適之與王正廷》，攻擊《努力周報》第二十七期上胡適所寫的社論，說胡適不該替王正廷辯護。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氣”，說“王正廷是什麼一種人，胡君還要和他說話，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卻更因此而懷疑胡適之了”。
胡適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報》的《這一周》專欄撰文給以反駁，義正辭嚴地說：“我若因為怕人懷疑而不敢說話，那就不成胡適之了。我在山東當面對山東朋友說的話，在北京當面對山東代表說的話，和我在《努力周報》第二十七期上說的話是一樣的。”“我是不怕人懷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說公道話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處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實說罷，這是小人的心理，這是可以亡國的心理！”
無論是對國事，還是對朋友的事，胡適的立場是鮮明的，態度是嚴肅的，有時言辭也是尖銳的，但他的持論卻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狹的看法。這是因為，胡適始終認為，一個文化人的言論，必須是符合法理的，必須是對國家對社會負責的，必須是對人民有積極的引導作用的。多年後，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辦《獨立評論》時，他寫過一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其中說：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一九二九年胡適在人權論戰中寫的幾篇文章，對國民黨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曾不客氣地指出，“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蔣介石先生，應當“入塾讀書”，從頭學習民主政治。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約定的時間範圍，就不詳細說了。
說到這裡，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那就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究竟是左派，還是右派？多少年來，我們的腦子裡，早就形成了胡適是新文化運動右翼的鐵定看法。如果能對這一段歷史多增加些了解，這種看法至少到了該懷疑的時候了。這裡且提供一個看法供參考。周質平在《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一書中說：
如果以左派與右派來代表激進與保守，胡適在文化上，毫無疑問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評傳統的貞操觀念，主張無後，婦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輸入西方文化，提倡懷疑的精神，批評的風氣。在在都顯示出他是一個革命黨，一個激進派；可是一談到政治，胡適的立場往往由左偏右，一變而成了持重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