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起初的相處，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閱書籍，彼此可說是很欣賞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適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談，魯迅飯後回寓見了，三人一起暢談甚久。這天胡適回到家裡，在日記中記下這樣的話：“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和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大概這天的暢談中，魯迅知道胡適正在研究《西遊記》，他是治中國小說史的，對這方面的資料知之甚詳，隔了三天，便將自己知道的有關資料，抄了五頁紙寄給胡適。同信中還說，你若有同文局印製的關於《品花寶鑑》考證的書，“便中希見借一觀”。胡適肯定滿足了對方的要求，同時將自己的《五十年來中國文學》一書的稿本送給魯迅請指正。二十一日魯迅回信說：“大稿已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胡適對魯迅的著作，也是讚賞的。在《白話文學史》的自序中說：
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嚴謹，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這種友誼，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魯迅就開始攻擊胡適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魯迅到師大附中校友會演講，題為《未有天才之前》，演講中就不指名地批評了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此後兩人之間再沒有通信、借書這樣的事情了。
兩人是怎樣鬧翻的，魯迅沒有明確的說過。後人大都把這當作是兩人思想的不同，魯迅的思想先進，胡適的思想落後，道不同不相與謀。怕不會這麼簡單。魯迅沒有明說他們之間的隔閡，或許有某種顧忌，是可以理解的。對陳西瀅、徐志摩二人，魯迅就沒有這樣的顧忌了，有什麼說什麼，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樣說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爾在北京時，接待方曾為他舉辦過一台祝壽的晚會，演出泰氏的英文劇《齊德拉》，魯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見過陳西瀅，兩人握手問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魯迅在《“公理”的把戲》一文中，提及此事時說：“擷英館裡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與陳源雖嘗在泰戈爾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說及的女師大風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陳西瀅當作異類了。
這是為什麼呢，對陳西瀅也不好說什麼，對徐志摩可就不客氣，直言不諱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說，“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待到稱為詩人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無論如何，徐志摩該是個優秀詩人吧，這樣的詩人出現了，本該喜歡才是，怎麼反而更不喜歡了。只能說魯迅不光不喜歡徐志摩的詩，更不喜歡徐志摩這個人。他寫《我的失戀》，諷刺的不是徐的詩，確乎是徐這個人。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來的。
魯迅為什麼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還有他那種雖說痛苦，卻十分美好的婚戀生活，都讓魯迅看著心裡不舒服。徐志摩剛回國的時候，他對徐志摩還是不錯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剛出版，還送給徐志摩一本。這些都是我們的解釋，實際上，人不喜歡人，是很難解釋清的，不喜歡就是不喜歡，見了就反感。對徐志摩如此，對胡適、陳西瀅，能有好感嗎？後來果然一個一個都鬧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