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的這封信，徐志摩擬了個題名《李四光先生來件》，在二月一日《晨報副刊》上登載。
當天魯迅就看到了這期的《晨報副刊》。或許他這天正在寫回擊陳西瀅的文章，即那篇《不是信》，順便也就談到了這個話題。比如對李四光說他是當代比較有希望的文士，他就很反感。不過，主要的，還是談李四光的薪水問題。還是領略一下魯迅辯論的風采吧：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另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麼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頁）
揭發這件事，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這些法日派留學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難理解現在英美留學生的個人情操，以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間永恆的律條。給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傻瓜？既說薪水，就是個人所得，既然個人沒有得到那麼多，就該承認這個基本的事實。不能說，因為一時制度的不允許，採用了一個權宜的辦法，便懷疑對方的誠意。李四光的考慮是無可指責的，他不能光考慮自己，副館長這個職務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麼多，不能說將來的繼任者也不需要那麼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發出，李四光就後悔了，怕自己陷進這種無謂的糾紛中去，第二天又給徐志摩寫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發排了，隔一天就見報了。
李四光的這封信上說，昨天他動筆時，沒有顧上讀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寫了那封信。魯迅先生罵他的那些話，雖然大部分都是誤會，但也未始沒有幾分捕風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說什麼呢，等事實明了的時候，他的事完了，用不著多說話。接下來說，自己也是涵養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閒話，與徐志摩發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於事實上也沒有何等的用處，請徐替他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