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的這些，可說是少談些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時弊呢，胡適提出了他的那個著名的觀點：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這樣也就知道，這篇文章的題名雖然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的完全的意思，實在是“多研究些實際的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有待解決的實際的社會問題太多了，空談主義，是解決不了這些實際問題的。有哪些問題呢，且看：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說到這裡，由不得發了一通感慨：面對這麼多的緊急問題，我們的輿論家，也就是評論家和研究家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適這篇文章最為有力的地方，不在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也不在羅列了這麼多的社會實際問題，而在尖銳地指出，那麼多人熱衷於空談主義，不願意多研究些實際問題，根本的原因是畏難求易，是思想上的懶。他是這麼說的：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的《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光說空談主義的人懶是不夠的，光說要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也是不夠的，還要教給他們研究問題的方法。在胡適看來，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的辦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定為自己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是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