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沒有儒生的這些工作，禮義廢弛，綱常渙散，秩序混亂，農民缺乏耕地的安定環
境，戰士沒有從征的物質條件，縱然有耕戰之士也無所用其武藝了。正如齊景公所
感慨的“若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之哉”！
其次，儒生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王充說：“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儒生習經典，修大道，“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
人之操”，有仁義為準繩，有道德為約束，行身處事，率由道軌。在上下級關係中，
“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官長），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經典）勉（努
力）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量知》）他們正直對上，公正處事，能言敢諫，
不搞陰謀詭計。可是那些不是由經術進的文吏就恰恰相反：“文吏幼則筆墨，手習
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
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收刮），處右則弄權，幸上（上級）則賣將（長官）。
一旦在位，鮮（華）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併兼”（《程材篇》）。與儒生形成
鮮的對比，文吏不聞仁義，但知舞文弄法，營私為己，趨炎赴勢，賣將求榮；一旦
得勢，峨冠利劍，耀武揚威；一旦受任方面，便兼併土地，侵漁細民……無所不用
其極，毫無廉恥可言！
其三，儒生在才能上也比文吏優異。在漢代，儒生往往因不習吏事，不曉簿書，
不被長官重視，因而沉淪下僚，仕屢不遷，世俗之人也因而瞧不起他們。王充認為
造成這現狀的直接原因是“將”的無能：“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相反儒生不僅不比文吏能力差，而且還比文吏優異。很簡單：“儒生能為文吏之事，
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儒生治經義，究大道，通聖意，與只知考簿書，知民事的
循文之吏相比固已自見高低了。況且“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能治一經的儒生，
讓他去治一個部門的事情，旬月之間即可學會；相反治一個部門的文吏，讓他去治
一經，就是給他一年時間也辦不到。這好比“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一（
《程材》）。
儒生在事業、道德、才能等方面都比文吏優異和高尚，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