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諸子是王充闡明道理的佐證。主次清楚，重心明了。為了申說其重儒貴學的思
想，王充專門寫下了《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
奇》、《狀留》七篇文字，還在《非韓篇》中申說了相同的觀點。王充貴儒主要從
事業、道德、才能三個方面來說明的。首先，王充認為，儒者有高尚的事業追求：
儒生以五經為業，文吏以簿書為事。五經是講大道，求真理的；簿書只是處理具體
事務的。《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
而上的道，具有原則、規律和真理的性質。文吏所事的簿書即形而下的器，只是具
體的辦事方法。以此見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業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
不止一次地反覆強調：
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
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
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謝短》）
韓非輕仁義，重耕戰，認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為“五台”之一。又將儒
生比為鹿，有用之吏比為馬，說世有千金之馬，以其有用也；而無千金之鹿，以其
無用也。遂認定儒生為無用。王充針鋒相對地指出：韓非只知以鹿馬喻，而不知以
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為履，其高低貴賤不言自明。儒生講求的道，在當時
社會具體講就是仁義，仁義是維繫社會機制有秩序、有等級地運行的保證。故“仁
義至重，不可棄也”，“儒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棄也。他說：
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而求飲食也。使禮
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纓，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飢死，農不得耕，士
不得戰也。（《非韓》）
王充認為“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儒生講求大道，
闡明禮義，為維護統治秩序服務，他們以身作則，“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
義之人。民知禮義，愛其主上”，這是保證統治者得以實現其統治的首要前題。如